文学运作与文学语言 ——关于闽西文学与两地诗人交流的看法

文学运作与文学语言

——关于闽西文学与两地诗人交流的看法

谢春池

我们今天的闽西文学恳谈与厦门龙岩诗人交流会，达到预期的效果。发言者基本都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虽然没有正反双方，没有唇枪舌剑地交锋，但很多观点是不同的，甚至针锋相对，在闽西文坛，很多年不曾见到这样各抒己见的场面，让我有些振奋。这是一种超越，这个超越，其实是回归，即回归文学了。

我不做什么总结，老一套的做法，没什么意思。集中谈两个问题，文学运作与文学语言。谈文学运作就得从文化运作这个更大的问题谈起。以当代中国为例，它有三个层面：一是政府；二是企业；三是社会组织。这是某专家或某领域的说法。其实，政府，不仅政，更有党，党主导，政辅助，换个说法更准确客观，即：官方。这是高于社会的运作力量，国家的文化方针政策甚至走向由他们制定并执行，具体实施是文化部门，如文化旅游部（以前称文化部）以及各省市县（区）的系统部门；文联，如中国文联以及所属全国、省市县的文联；作协，如中国作协以及各省市县（区）的作协。文联与作协这两个系统，即使较低层级的协会学会不在编制内，也由体制掌控，习惯说法是半官方。这是第一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企业。计划经济时代，好像没企业文化，其实有，只是没有意识到企业也是一种文化，当然，更不懂得用“企业文化”这个概念。改革开放之后这四十年，企业文化的发展可用“迅猛”二字形容。可以说企业文化之广泛，已经遍及社会各个角落，我们每个目光所及都是广告，毫不夸张地说，即使偏远的山村，都被企业文化波及，特别进入互联网时代，企业文化更成为强势文化，在我看来，其“侵略性”，没有任何一种文化可比。

第三个层面社会组织——我不认为这个概念准确，如我上述的文联、作协，等等，基本质就是官方的或者半官方的，这些单位，在官方那里也表述为“社会团体”，“社会团体”的范围甚至有一度竟将绝对是党政一部分的全国妇联系统、全国文联系统以及全国和省级作协也列入其中，这显然是自相矛盾不合常识和常理的。所以，我认为第三个层面改称为“民间”准确一些。这么一改，范围更大，也较为全面。比如李辉选文学奖，虽然吸纳了某些文学艺术的官方单位联办，但其主体完全是民间力量，办了五届，明天就要办第六届了。许多真正有生命力的事物，都在民间。有了这三个层面的融合，会出现特别吸引人的风景。

前面几位作家诗人发言，不少观点，我赞同。如何评价当前的闽西文学，看法不可能一致，客观是最重要的标准；它当然不是一无是处，但是不是比五六年前提升了呢？如果是提升，到了什么程度？沈世豪教授在《李辉选文学奖获奖作品集》的序里提出今天闽西作家的“强项在哪里”，是经过观察与思考之后的当下之问，绝非伪命题。我对于闽西文学的看法，大体都写在我在这本作品集的那篇序了，不再重复。不过，我得对闽西文学是否需要旗帜这个问题做一个回应。是李迎春提出这个问题的，其实他已将它否认了。我认为不是需要不需要，而是有没有的问题。舒婷在厦门，是不是厦门文坛的旗帜，好像不是，多年前我一直想将之树起来，我知道舒婷不愿意，我没想到某些人也不愿意，最终，我的努力不起作用；而张惟在闽西，客观与主观合在一起，张惟就是一面旗帜，这是不可否认的。有人称张惟是闽西文坛的旗手，大概也是这个意思。我在那篇序里提到“后张惟时代”，少雄兄刚才发言，认为这个提法“可笑”，这没关系。但诸位必须知道，既然提出“张惟时代”，自然会提出“后张惟时代”，这是为了论述方便。实际上，我们运用的很多概念、提法、命名都有不严谨之处，有的甚至完全不符该事象。比如“朦胧诗”，它并无法涵盖被列入其中的不少现代诗歌作品；如“老三届”，其实是整整六届的中学生。对于作家群体，对于文学运作，有旗帜也没什么不好；对于作家个体，对于写作，就无所谓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谁因没有旗帜而停止写作的，关键是拿出自己的文本，写出力作精品。任何写作都是个体的，文本最重要，运作不重要；而对于某个地区的文学事业、某个作家群体，作品是支柱，运作也不可忽视，否则，就将失去生机。今天，这么一批厦门诗人到上杭，与龙岩诗人交流，就是我们运作的结果。刚才少雄说每代人有每代人的担当，这话没错。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所讲的是担当的差异性。我想问的是：担当什么？因为，他没阐述。我以为如果改为“每代人有每代人的使命”，或许，更确切。如果谈论每代人有每代人的担当，那么，最大的担当都是一样的，即：构建一个充满人性与爱的文坛，创作一批真善美的作品。我们的文学运作应以此为目标，这才无愧于任何时代和作家诗人自己。我特别赞赏少雄兄说的：功名思想不能太重。我希望闽西作家，特别是领军的、突出的、代表性的、有影响的、较有成就的人物，都有这样的认识。当然，有些功名思想很正常，为功名而写作也无可指责，但，如果一味的追求功名甚至利禄，将失去文学的力量，最终将一无所有。更重要的是言行须一致，不一致也不是罪过，但言行若完全背离，则不是君子所为，损害的不仅是群体，更损害作为个体的自己。总之，对于闽西文学的运作，我作为闽西文学上世纪70年代前期至本世纪的今天，前后60年“在场”的长者，我非常希望新世纪的将来，闽西文学界达到空前的繁荣，每一个闽西作家的贡献比前辈们更大更多！我真诚祝福我的学生华春和其同辈作家诗人迎春、庐弓、有滨、韶征、少雄、永芳、德昌、宝洪、永富、忠成、云安、郭鹰、蓝春以及较他们年轻的闽西作家诗人，写出属于自己更属于时代的佳作力作，甚至精品。

关于文学语言，是一个特别得重视的大课题，因为，这是我们唯一的工具，若运作工具的能力弱了，制作出来的成品不可能是好的。不客气地说，闽西文学界，从上世纪70年代至今，除了本世纪少数几位作家，特别是诗人较为重视语言外，长期以来，大多数人并不重视，他们什么时候像那些写旧体诗词的人为“推”或“敲”而纠结苦恼呢？说严重一些，大体没把语言当一回事，对语言不怎么敬畏。数十年里，无论是张惟时代，还是后张惟时代，从未对语言加以研讨。整个闽西文坛和不少作家诗人以政治、意识形态为重，最关注的是题材，所以，少雄兄才会强调“写什么比怎么写重要”。这个问题我在拙著《厦门知青诗词散论》有过论述。上世纪80年代文学评论界认为：“写什么不重要，怎么写最重要。”我也认同；不过，后来我又认为“写什么也很重要”。写什么就是题材选择，怎么写则是文学表现，且问：题材选择真比文学表现重要吗？显然，这是一目了然的问题，每一个作家诗人，乃至文学爱好者都懂得回答。我尊重少雄兄，但不能认同“写什么比怎么写重要”，因为这是宣传部门一贯性的提法，而不是文学团体和文学人该提倡。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年，少雄兄刚涉足文坛，写现代诗，注重怎么写，换言之，即：如何写得好一些。才有他那首获省奖的《才溪女》。就在那个时候，他和何永先兄随我创作长篇报告文学《才溪世纪梦》，“怎么写”成了头等大事。才溪这个题材，多少作家记者写过无数的通讯特写和散文，注重“怎么写”较少，那些“写什么比怎么写重要”的篇章，早已湮没了。《才溪世纪梦》则以“怎么写比写什么更重要”为原则，三个合作者身体力行，不仅在整体结构、挖掘内涵、突显主题等方面下了不少功夫，在语言方面更是付出许多心血，否则，这部长篇报告文学早被忘却了。社会需要宣传，政治需要宣传，某些文学需要宣传，但，宣传不是文学，好的文学绝非是宣传出来的，好的文学靠好的文本说话。

我得讲一讲张惟先生一生为文学创作呕心沥血，最终没有走出去的原因。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如果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政治大于文学。或者说：意识形态高于文学。政治要不要？意识形态要不要？有些作家诗人会回避，但对于张惟而言，它们很重要，肯定是要的。但，政治与意识形态应该内含于文学本体之中，绝不能直露，能达到没有痕迹是最美妙的。然而，张惟先生的作品多数是裸呈状态。在张惟先生辞世之前，我与他因文学交往了四十多年，海阔天空什么都谈，他最有兴趣谈的是政治和意识形态，其次是文学运作，和“写什么”，极少谈“怎么写”，而从来没谈及，文学语言。语言的一般化和平面化，使他作品个人化不足，所以，未能产生更大影响。闽西文学要有自己的语言很难，整体观之，缺乏个性和张力，普遍同质，加上被“宣传性”侵蚀，经常误入概念的陷阱，自然达不到较高的审美水准。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那就是离开闽西本土的作家，却有若干人语言具有个人色彩，个别者还有相当辩识度，如北村、李闽西、傅翔、吴尔芬，以及年轻的90后林为攀。私下以为：留在本土的作家的作品（个别诗人除外），被本土作家群“近亲”式的文学语言和千日一面的文化合成体完全覆盖，其个性被悄悄缓缓地窒息了；而走向外地的作家，与各地作家群丰富的文学语言和多种的异域文化“杂交”，相对自由的书写，反而能够发出带原乡质地的个性语言。这是我的一孔之见，但冀引起闽西作家重视，从锻造自己的语言做起，几年之内，本土文学会呈现新的美的质变。至于深层次的原因，待今后有机会再谈论。

最后，我讲一讲红土地文学。关于“红土地文学”，上世纪70年代，并没有这个命名，那时叫“革命历史题材”，我至今仍然倾向这个叫法，因为，更准确更科学。红土地文学的“红土地”的出现，源头在“文革”。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中共在一些区域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故有“苏区”一词出现，“文革”年代，是非颠倒，肆无忌惮地篡改历史，比“指鹿为马”的秦国赵高有过之无不及，竟将世人尽知的井冈山“朱毛会师”改为“毛林会师”，将“朱德的扁担”改为“林彪的扁担”。据“文革”资料，江青认为，反修即反苏联，苏联即苏维埃，所以，“苏区”这个称呼不能用。当年，中共将所开辟的革命根据地称之为“红色区域”，也有人简称“红区”，而国民党统治的地区被中共称为“国统区”，也被称为“白区”。在所谓的革命样板戏大型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创作时，江青将该剧主题歌的歌词“苏区风光好”改为“红区风光好”，从此“苏区”一词消逝。我的记忆如果没错，一直到70年代末，改革开放的80年代初，“革命根据地”一词依然是称那段历史的主体称谓，“革命历史题材”是其文学创作的特定称谓。而“红土地”这个名称，中国知青文化早就有，北大荒叫“黑土地”、陕北叫“黄土地”、云南叫“红土地”，这几个称呼都名符其实，那些地方的土地即是这些颜色，而闽西与赣南其地理非红土地，其冠之红土地是因了政治与意识形态所致。

当然，任何文学的命名都是跛脚的，“红土地文学”这个命名已约定束成，当不必拗回来，关键是写出更有文学价值的作品。这个题材并非现在才有，1949年之前已有，1949年之后更有一大批影响整个中国社会的作品问世，而且，有不少名著，如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小城春秋》（该作者即我们厦门知青文学沙龙创始人之一、老三届女知青高仁婉君的父亲高云览）。当然，《红旗谱》《红岩》《红日》此三红也赫赫有名。而我最喜欢的是孙犁的《白洋淀纪事》和王愿坚的短篇小说《七根火柴》《党费》等这些名著绝非题材，皆因文学性突出，才得以传世。即使70年代之后，至少有乔良的《灵旗》，讲近的则有北村的《长征》，这类作品堪称范本。有志于这个题材的人，应以这些优秀作品为榜样，在“怎么写”下功夫，才能够写出独具个性的文学作品。

非常欢迎大家的到来，再过几天是我71周岁的生日，可谓时年不多了，这是人的生命规律，谁都无法避开。能够给自己所喜欢的文学流一些汗，流一些血，此生足矣。

文学需要实在的精神！

（附记：此文乃我在“《李辉选文学奖作品集》首发式暨闽西文学恳谈与厦门龙岩诗人交流会”的讲话，根据李素月女士的记录整理，因发言时间有限，只讲了要点，整理时，加以补充，使看法观点更为清晰完整，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