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没有你哪有我

江为群

我的母亲1923年农历8月初二出生，兄弟姐妹八个，人人上学，最小的弟弟和妹妹上了大学。我母亲在鼓浪屿毓德女中读到高中，这全因为外祖父是个做布匹生意的商人，看来事业相当成功。据母亲零零碎碎讲过，家里养两只大狗，有花园，还有仆人丫头。毫无疑问，在1949年后，是属于被打击和消灭的阶层。

我父亲家就差多了，我母亲愿意嫁过来，因为嫁的是大弟弟在鼓浪屿英华男中的同学，大她一岁。这个过程是怎样的，不得而知，大约跟书上写的小姐下嫁平民子弟差不多，不外乎这青年常到同学家去，于是就有很老套的故事发生。

结婚后没过几天，父亲停泊在台湾高雄港口满载货物的船在“二二八”暴乱中被烧毁，这船货物，是父亲倾其所有，包括亲戚的合股以及丈人的资助购进的。遭逢此难，家境更是一落千丈。这件事，父亲从没向我们提起，直到2005年台湾的表姐夫妇首次上门，才告诉我们，还是听她母亲，我的大姑姑生前讲的。当时我心里一动：他奶奶的，找阿扁索赔去！“二二八”事件不是正赔得热火朝天吗？不过随即打消了这个异想天开的念头。

艰难困苦中，母亲的首饰陪嫁全卖光了，家里唯一曾经有过不错光景的标志就是一张异常沉重的硬木大床，其他通通无影无踪。

撑到1950年，父亲在政府招干时被录取了，分配到泉州市副食品公司，绝处逢生，他工作很起劲，定工资时被定了十九级，八十来块钱一个月，很不错。小时候我看过父亲一本小红皮证书，是省级的劳模还是先进分子忘了，签名是叶飞和杨堃祥，很久以后我才查到，杨堃祥是那时的省财贸委主任。

日子有起色了，但是母亲的负担非常沉重，丈夫不在身边，上有公婆，下有四个子女，劳累可想而知，这时娘家早已破败，里里外外全靠母亲苦苦支撑着。可是我们那时小，都不懂富家小姐出身的母亲是怎样完成这个痛苦转变的。见过母亲发泄，也听过母亲怨叹，但是，这一切从不影响她对这个家的操持和忙碌。

到了1958年，三个孩子上了小学，最小的女儿四岁，母亲居然还能走出家门参加工作，而且是在很好听的单位市物资局，当了以工代干的出纳员。也许是高中文化的缘故吧？那时就算知识分子了。比我强得多，我才读初中两年，是“知识青年”。从此直到退休，母亲的工作没变动过。为了这份工作，母亲把户口改小了3岁，不知是什么神通她做到了，而且退休后又改了回来，我们一直不知道，后来知道了想，这与那些为升官或推迟退休而改年龄的，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所以，母亲是五十三岁退休的，也不亏，她给国家干了十八年，国家发了三十八年的退休金给她。从三十元五角五分涨到二千六百多元。虽然，我为此迟了三年从农村回来，但是，假如当年老妈没有这份工作，我也不可能到市物资局的下属公司就业，虽然刚上班同样领十八元，但总算比许多的知青后来在大大小小的工厂遭遇破产下岗好太多。

母亲的职业生涯并不愉快，除了天生的家庭成分，还有莫名其妙的所谓“历史问题”，原来，在高中时，全班都被老师（应该是政治辅导员）诱骗举手集体加入国民党，这一招我们不也很熟悉吗？可是带给全班同学半辈子的屈辱和心酸。此外，小姑子一家于1949年随国军中校丈夫去了台湾。简直是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了，科室里大多是干部或军人的家属，红通通的，让母亲大气都不敢出。有时科里政治学习，叫她念报纸，都让她觉得是莫大信任。

每逢运动，母亲总觉得在劫难逃，大难临头了。更加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她绝不跟同事闹矛盾，只知道埋头做事，不惹麻烦，不出差错。也真做到了十八年永远账款相符。她算盘打得飞快，听不出节拍，只闻响声一片，这在市物资局都有名的。后来来了个年轻人叫许明耀，跟着我母亲学算盘，他很用心，也学得很快，母亲时常赞叹不已，称其聪明。三十多年后，这个聪明的年轻人一直当到市政府秘书长。

万幸的是，母亲在单位并没遭什么难，只被贴过大字报，说她是“资本家的孝子贤孙”，这罪名不算严重。我分析母亲屡屡漏网的原因是，单位里比她“黑”的大有人在，轮不到她，再就是，母亲对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没有一点威胁，她的存在，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文革”中，她没参加任何一派，也从没人来鼓动她参加，她太微不足道了。很早，我就断言：你那财务科所有人就你不会被提拔的。果然言中，也真不冤，母亲只能管好自己，不想，也不会管别人。不过，还有一个女中专生没被提拔，那是因为她在批斗“走资派”时，上去对着领导挨个搧耳光，厉声斥责他们的“罪行”。所以也不冤。

有一次，母亲说起怀揣巨款独自去银行缴交，一路上左顾右盼，心跳加速，总怕有歹徒伺机抢劫。我问：多少钱？母亲答：七百块。我差点笑出来，这叫巨款？值得怕成那样？你那鬼鬼祟祟的样子才会引起人家注意呢。

但是父亲遭难了，我们至今不知道父亲“文革”中那几年遭受了怎样的折磨和凌辱，只知道被关押了。工资只给三十元。我们一家就靠母亲三十七元五角维持生活。母亲去过泉州，不让见面。造反派说我父亲解放前去过台湾又回来，是领受任务潜伏下来，特嫌。母亲后来告诉我们，那单位贴的大字报说，坚决要把我父亲的工资级别拉下来，不是党员不是老革命，凭什么拿十九级工资。又过好几年，有结论了，不讲特嫌，找些莫须有的罪名降低两级工资。

1969年，我和两个姐姐被赶下乡了，雪上加霜。但是想着，我们下去也好，能减轻家里的压力，走吧。下去后，母亲按月给我们各寄十元，从无间断。她的工资，只留下七元五角，于是被迫举债度日。直到留城的妹妹进集体厂工作了，才挤出钱来慢慢还债。那几年，我们在农村受苦，母亲日子也难过。天很冷，好点的衣物都被我们带走了，买不起新绒裤，就套一件又一件单裤。在食堂，买最便宜的菜吃，家里则老是高丽菜、海瓜子。过年我们回来，母亲总想方设法让我们吃好点。有一年除夕，她狠狠心，托人到农村买来一只正番鸭，我问多少钱，母亲沉默一会儿才低声说：十元。我一下呆了，那是母亲月工资三分之一啊，三十七元五角，扣去五元互助储金，就剩三十二元五角了。

父亲遭受迫害后心情郁闷，顿顿以酒浇愁，终于在1979年8月患食道癌去世，只活了五十七岁。病重时，我向晋江地委去信申诉，时任地委书记陆自奋批示，单位终于在父亲弥留时派人来厦，在父亲病床前宣读平反决定，恢复一切待遇。母亲趴在父亲耳边，大声喊：你听见了吗？平反了！听见了吗？但是父亲毫无反应。第二天就去世了。此情此景，终生难忘！

虽然平反了，但被扣工资不补还。1986年，我在省委党校脱产学习，通过泉州当官的同学帮助，才讨回被扣工资，一分不少交给母亲。

1983年我要结婚了，那时月工资四十三元五角，还是穷，没金器送老婆，跟同学聊起时，同学说：我也没有。他妈说家里铜都没有，哪有金？我回家给母亲说了，她哈哈大笑：咱家也一样，铜都没有，哪有金？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母亲日子过得越来越舒心。1992年，我从机关下海，先后在几家房地产公司做高管，收入大增，就叫母亲那有限的退休工资全部自己留用。她买了真真假假许多种保健品吃，也注意锻炼身体，去公园学打拳，在家里也练，虽然我看那些动作都是滑稽变形的，但母亲自得其乐，坚持不懈。我想，她是认定好日子来了，得争取多活几年。母亲终得长寿，不过，更主要的是家族长寿基因的作用，她大哥九十一岁去世，她大姐九十六岁仍在继续活，她四个健在的弟妹，最大九十岁，最小七十七岁。母亲自己，是2013年12月6日去世，九十周岁又三个月。

母亲在晚年开始信仰基督教，读圣经，做礼拜，也和劫后重生的当年毓德女中全班都是国民党的老同学聚会来往，七十七岁时还能自己坐公交车去厦门港那里看牙医。到了八十五岁，开始显现老年痴呆症状，我指着香蕉问：你吃的是什么？她回答：是丝丁鱼嘛。她还指着家里的狗问，你们抓了一只兔子来？2012年8月，母亲在自己房间跌倒，右腿股骨头断裂，我们将她送医，做手术接上，但从此只能坐轮椅了，在一家人和姐妹们的精心服侍下又坚持了一年多，终于走了。临终时，我轻按母亲颈动脉，感受到母亲最后一次心跳。

我把母亲一生分为两个四十五年，结婚前二十四年加上生命最后二十一年，是好日子，中间四十五年，是苦日子，各占一半。很觉愧疚的是，当我们在农村因为家庭历史问题，海外关系问题被划为另类，政审不能过关时，曾有过责怪父母连累我们的念头，但是当我看见母亲为了这些事在流泪，心里也觉不忍。真可怕，我们曾经被教成什么样的人啊！人性在哪里？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家？没有家哪有你？没有你哪有我？

晚年母亲对我姐妹们说跟着我生活，享福了。我觉得欣慰，但是想想母亲这一辈子的付出和受的罪，弥补不过的。

母亲姓杨，名字很普通，叫秀霞。

我也六十五岁了，来日无多。我不是佛教徒，再坏也不会下地狱；我也不是基督徒，再好也上不了天堂。但是我会想办法混进去，找到在那里的母亲，我的妈妈。

写于2016年

选自厦门知青文库《野百合也有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