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寡言的父亲

江为群

我父亲籍贯是龙海港尾镇，就在鼓浪屿南面对岸现在叫漳州港那地方。以前要从第一码头乘快艇，上了岸再坐微型车，半小时到镇上，现在可以通过厦漳大桥直达了。1996年我在国贸时，曾随港尾籍的年轻同事造访祖籍地，向同事的老爸打听有关我家先祖哪怕一点点破碎的旧事或痕迹，可是完全没有。我只知道祖父是1915年十七岁从这里走出去，到上海闯码头谋生再也没回来过，其余一概不知。1996年时我父亲离世都已十七年了。母亲对这里一无所知，父亲在厦门为数寥寥的亲戚也帮不上忙。同事的老爸说：知道你爷爷的人现在起码得有一百岁，可是整个村里没有这么老的人，就算有，可能连他自己是谁都说不清呢。于是在同事家喝了一顿酒后打道回府，唯一的成果是知道这里人都姓江，他们的DNA肯定绝大部分和我相同。

当时有些纳闷，父亲在世时怎么不聊一聊家世往事呢?后来想明白了，恐怕是因为祖上不太像是贫下中农好成分，为子女前途计，家世不宜扩散，家史不宜传承。那么1949年以前呢?他年轻时呢?明摆着也缺乏光荣历史，他做过生意，去过台湾，不说为好，子女们彻底不知最好。

从我记事起，父亲就是很严肃，不苟言笑的，加上他又长期在泉州工作，在家里相处时间真的很少。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或者很有趣值得长久记忆的事。记得最牢的那本粗糙的小本子还是无意中翻到的，是厚纸板做的，蒙着很薄很旧褪了色的红布面。忘记了是省劳模还是省级先进个人证书，后来分析，应该是省财贸系统先进个人，因为签名的除了叶飞，还有省财贸委主任杨堃祥。如果是省劳模，当是省总工会主席签名的。

这算一件大好事，但父亲没说过为什么会获得这个荣誉?付出怎样的辛苦和努力?从无一句提起。还有，他在1950年被招干时是供给制，实行薪金制时，怎会给他定了19级这样一个不低的级别?他又没有什么过硬的资历，没入党，学历高中，不是什么领导，也不是什么名人、专家、学者，啥都不是。只有一个解释，他的工作很突出，成绩显著。可是具体是怎样的，他不说。

“文革”时，造反派迫害他，可也找不出他什么劣迹或错误，若真有，那些造反派还能只降他两级工资了事?后来的平反决定说：推翻所有据以降低他级别的不实之词，恢复一切待遇。他不是走资派，不是黑五类，没参加群众组织，也没什么把柄可抓，他的罪过就是工资比大部分人高，但是他的工作是不是做得比大部分人好?没人回答。

我的父亲，他一辈子经历的好事、坏事都不说，光荣的不说，倒霉的也不说。为什么?至今无解，也许是性格使然，也许是深谋远虑。坏事不说，可能是怕祸从口出，连累家人，而好事也不说，那只能是谦虚低调，或者根本是漠然视之。

从参加工作到1966年上半年，这是父亲风调雨顺的好日子。那么多政治运动，特别是反右，都平安无事，这与他小心翼翼不多说话肯定有关，要不然，有文化又管不住嘴，凶多吉少。

那么他平时谈些什么?倒也不会满口大道理，马列主义，也不会毫无边际的闲扯。他看报纸，看《参考消息》还小心藏着怕我偷看，所以他谈得多是国际时事、国家大事，也谈单位要好的同事和趣事。

那年我家三个老三届要去闽西插队落户，没人告诉我们还能重回城市定居，可能终老在深山老林，穷山恶水之处，也可能今后给他们生一堆拖着鼻涕、穿得像乞丐的孙子孙女。妈妈写信告诉他这件恐怖的事，父亲的回信我看到了，他居然说：孩子是国家的，不是我们的，一切听从国家的安排。

1975年春节前，我回厦门过年，有幸跟父亲去泉州他单位住了几天，从父亲的好同事那里了解到一点“文革”的事。“文革”恶浪一掀起，他们单位的头号领导，一向赏识父亲的马经理就被打倒了。马经理我有印象，他来过我们家，是个满脸大麻子的山东黑大汉，营长转业。残酷批斗他的刘姓造反派头子是他老部下，转业的连长。几场批斗下来，营长被连长逼得以死抗争，跳楼自尽了。然后，凡是“走资派”马经理包庇、重用的人在劫难逃，一个个收拾。父亲与马经理关系好众所周知，连他那一手地道的北方人包水饺功夫都是得自马经理真传，一挤一捏，利索得很。

父亲到底受了哪些折磨摧残，他不说，他同事也不说。我猜，陪斗、挂牌是少不了的，有没有挨打，不知道。

那次泉州之行，我还发现父亲单位一二三把手全是莆田籍人士，感觉怪怪的。

有一年，父亲单位过年福利分的是一大堆有点哈喇味的猪油渣子，是机器榨油后的残渣，有干巴巴的肥肉瘦肉渣，有带毛的猪皮猪尾巴，甚至还有猪气管，用旧报纸包着都透不出油渍，可见榨得多彻底。我带去乡下，煮芥菜饭时撕几片放进去，似乎还有点肉味。别的大队相熟的知青来赶墟找我蹭饭，回去后消息传开：江为群有肉干。于是墟天找我蹭饭的日渐增多，那冒牌的肉干日见减少，很快就光了。

那年冬天我回家，在漳平等转车的七小时，把身上仅有的一斤半粮票和8毛钱都吃光了，到了梧村火车站，只好迈开腿走路回霞溪路的家，半路碰上骑车上班的父亲，才讨了几毛钱救急。过完年回山区，父亲找了一部去龙岩的货车，让我坐进驾驶副座。这是惟一一次父亲“以公谋私”。

1976年8月我回厦就业，第一年每月十八块大洋，交给母亲十块后，手头总是紧巴巴的，正好单位要人轮班去挖防空洞，我自告奋勇轮了两个月，每月多赚二十四块补贴，存下点钱，想买一台带短波的好收音机偷听“美国之音”，可谓恶习难改。还差十元，于是，厚着脸皮向父亲要十元，这是我工作后唯一一次向父亲伸手。他二话没说就给了，我看到他钱包里就这一张十元大票，其余都是角票。不过要是知道我是为了偷听“敌台”，他打死也不会给我的。

1974年起，父亲单位似乎良心发现，派他常驻厦门，独自负责副食品物资转运泉州的事。办公室在梧村火车站对面的农民大厝里，能天天回家。这个变动到底是福是祸?存疑至今，因为这个岗位的前后两任都死于食道癌。后来我们怀疑，是喝那大厝井水的问题，对不对，不得而知。另外，回了家，父亲喝酒更方便，也就变本加厉了，他喝最好的是高粱或米酒，一般是地瓜烧和五加皮，母亲煮的日常饭菜就是他的下酒菜，天天喝。也是可怜，心情郁闷，凄苦彷徨，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喝了酒还是不怎么说话，对他所遭受的不公不吭一声，更不臭骂诅咒谁来出出气，全闷在肚子里，劣质酒搅拌着满腹的不平和屈辱，成了一大堆毒药，毒彻心肺，焉得不死?

父亲得知自己的病，也没多说什么，只是叹气：有什么办法?他躺在床上，整日默默地望着窗外，不发一语，直到咽气，也没有遗言交代。

父亲看到了“四人帮”的垮台，但是没能亲眼看到自己的平反决定，不知道他去世那个月领到了恢复原级别的工资，不知道如果能再活几年，他会开始享受“五一二”干部离休待遇，更不知道几年后，他的子女将有能力供他喝上好酒，泸州老窖、五粮液不在话下，茅台也能品尝，下酒菜更不用说了。

近三十年，父亲一直是家里的顶梁柱。“文革”前，我家总算顺风顺水过着平淡而安逸的小日子。“文革”中，哪怕被无理降低两级工资了，经济上还是主要靠他支撑着这个家。眼看苦尽甜来，享福指日可待，父亲却撒手走了，终年只得五十七岁，他太没福气。

上世纪80年代时，我多次出差泉州，晚饭后信步走到父亲生前单位，凝视着那交织着父亲荣耀与屈辱的大楼，思绪难平。父亲灵魂可曾回来?他会惦记着这凝结了二十九年时光的是非之地吗?他碰见马经理的冤魂吗?

父亲在薛岭陵园孤单寂寞地躺了三十四年后，母亲来了，就在他身旁。分别这么久，他们一定有很多话说，而且再也不必瞻前顾后，欲言又止，也不用担心隔墙有耳，祸从天降。人们都讲与世长辞是解脱，看来确实是。生前或者病痛难忍的，或者苦闷忧郁的，或者走投无路的，或者苦大仇深的，都化为轻烟，袅袅升空。无忧无虑、无拘无束、无牵无挂、无怨无悔，轻快自由，鸟语花香，与日月相伴，共山河长存，妙乎哉?妙不可言也！

这么一想，父亲在那边就一定不会再是沉默寡言，郁郁寡欢的了。

写于2016年

选自厦门知青文库《野百合也有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