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的孩子
陈建源
在我生活的轨迹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有许多往事磨灭了模糊了,但有些往事则留下深刻烙印,永远铭记。
这是我脑海中并不连贯的几个上学孩子的镜头:1959年秋天,我背着妈妈用大炼钢铁时期用过的帆布工作服手工缝制的小书包,手里揣着一把小凳子,高高兴兴地跨入新路小学,走进那没有窗户没有桌椅的教室,开始读书识字,每天晚上在煤油灯下写作业;时过十年的1969年,我上山下乡到了闽西上杭县中都公社由安村,每天看见村里几个幼小的孩子,背着小书包,翻过一座山走几里地去由正村那里的小学上学,上下午各一趟来回;时间又过了四十年的2008年秋天,我去到海拔4600米的川西高原藏区党岭,那里的孩子在寺庙的堂屋下坐在小板凳上跟着老师在念字,不分年级,没有书包、没有课本,小手接过我们捎带去的文具小脸蛋露出了笑容;镜头推移到了当今厦门小学校园周边,每天看见孩子们在背着书包的爷爷奶奶们携手带领下、亦或是爸爸妈妈开着小车送去学校。每每眼前闪过这些象拷贝式的上学孩子镜头,总让我感慨万分。
尽管这些印象是那样的深刻,但我脑海中最不会忘记的是中都公社那些上学的孩子,因为我和他们有过交集。
1994年,全国各地兴起资助贫困孩子上学读书的希望工程热潮,这时我想到中都由安村的孩子,想帮助那些淳朴农民的孩子读书,尽管我只是一个并不富裕的工薪者。于是,我和上杭县团委希望工程办公室书信联系,表达我的意愿。他们也很重视,专门派出人到中都去落实。那一段时间,我与希望工程办通过多封书信来往联系,而后多次汇出款项资助了六名小孩子上学。这些年,我偶然从网上阅读到上杭县年鉴是这样描述这件事的:
作者:郑如占主编
来源:上杭县年鉴1997年
摘要:厦门高崎国际机场中国航空油料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陈建源,是二十多年前在中都镇由安村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他响应团中央关于资助贫困儿童上学的号召,早在1994年夏就主动与上杭县团委“希望工程”办公室取得联系,表示资助由安小学6名贫困学生上学。从是年下半年开始,每学期寄给学费,经常向学校了解丘友全、丘振清、丘喜英、丘华春、丘建春、丘明震6名贫困学生的学习成绩,对学习成绩较好的学生给予物质奖励,激发了全校学生的学习积极性。1995年国庆节,他还专程从厦门回到由安看望这六名贫困生,对其学习上给予鼓励,家庭生活上问寒问暖。至1996年……
这省略号后面的文字是什么?显然想告诉读者后面还有状况,然而,这样描述会引起人们质询我,自然成了我的一块心病。真相是这样的:在我资助孩子们上学的两年中,我收到过孩子们的来信,讲述他们的学习和成绩;也收到村两委和小学校长的来信,谈到学校资金的困难和校舍的破旧,希望我能捐款数万元帮助解决问题;我还收到上初中的孩子来信要我帮助他们到厦门来打工。这些来信让我有很大压力,因为要求显然已经超出了我的能力。经过思虑,我决定在忙碌的工作中抽出时间只身前往上杭县中都乡,去看看我一腔热忱资助的学童们,了解那里的情况。在招工离中都二十四年后的1995年国庆节,我第一次回到了久别的山乡,熟悉的山乡让我觉得很亲切。我去看望了腿脚已经不方便的老书记,为已经去世的男房东扫墓,挨家挨户看望了六个孩子。我在走访的过程中看到有受助家庭正在大兴土木建楼房,白色的水泥墙十分夺目,与周边的土楼房子形成鲜明的对比,让我有莫名的感触。这是困难家庭吗?我顿时无语…
回到厦门后,我犹豫再三,终于决定中断资助,我与上杭县希望工程办没有再联系,与由安村的孩子们也没有再书信往来,虽然我一直惦记着这些上学的孩子,也为我想做但没有做完没有做好感到难受,留下了遗憾。
2011年元旦,我跟随上杭湖洋的厦门知青群体再次重返上杭,期间我与同行的汪锦星同学、学长谢益美结伴一起去各自曾下乡过的村庄看望。热情的房东家人接待了我们,老少的村民们围拢了过来,他们说你这是十七年后又再次回来。淳朴的农民还那么记挂着我,没有忘记我,我很感动。在交谈的过程中,我了解到在小房东身边帮助他爸爸种菜的小伙子邱建春就是当年应我指名要求资助的房东家孩子,因为学习优秀被推荐到龙岩一中读书。我为他的学习努力和取得的优异成绩感到高兴,也为我没能继续资助他上学感到愧疚。常言说,“读书改变命运”,我们这辈人因为文化大革命成了永远的初一,没能读书而是上山下乡,从而改变了命运,而那些祖祖辈辈深居在大山的孩子们则试图通过读书走出大山来改变命运。
尽管我脑海中铭记着一些不连贯的上学孩子的印象,但始终祈愿,这样的镜象永远不要再现,不管是从前还是现在,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
选自《梦回家园》(中国文化出版社2016年)
[陈建源,1969年插队上杭县中都公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