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炯垣：1949 小镇风云——白水营纪事（下）

3  门联轶事与“换帖”风波

伞兵司令到白水营，不过也只停留两三天，本不值得大惊小怪，但小镇历史上好像还没有过大头面的官长光临，本地又没出现过什么状元进士的显赫门第，所以一时轰动。因为400多年前，这里还是南溪中段的一片冲积涂地，明清时才渐有一些打渔的人家在此聚居设市，成规模的建制兴盛只是在民国初期才开始。

尤让街坊邻里交口相传的一件事，是这位伞兵司令竟然想拜见我的父亲。一直过去很多年，还有镇上的老人对我提起这件事，并翘起大拇指。经过很简单：这位司令上岸后步行要去营地，正好从我家门口经过，时春节过后应不久，家门上还贴着父亲撰写的一副对联。自写春联抒发心声祈望新年的风俗一直在小镇延续到上世纪50年代。经姐姐们回忆，其联曰：

冷眼残年忧战乱

门迎新春盼和平

司令路过偶然瞥到，站在门前沉吟良久，然后对他的属下说，这家主人一定是位关挂国事、热爱和平的先生，我很想能认识他一下。那时父亲在石码经营个小碾米厂，经常在外，自然没见着。临走，这位司令留下了张名片嘱说，他回来时可来找我。待后父亲回家，人们告之这事，他只冷淡一笑说：“官与民交，并非利好之事，有何好见!”至于那张名片，他也没多看—眼，就丢在一边。

我至今没能弄清这位号称司令的是谁，到底是国军伞兵总部的司令还是属下团部的司令?据查当时的伞兵总队司令是张绪滋少将，厦门解放前夕他奉调率三个伞兵团入福建，然后去台湾。这位张绪滋司令，初到台湾日子过得并不滋润，为官多年，还是两袖清风。据传他的太太因生活拮据，不得不去路边卖茶叶蛋贴补家用。我今揣想：当年“做秀”这玩意儿还不时兴，这位司令也用不着来作一番“亲民”的表演。家父这副对仗并不工整、也不奇巧的春联，竟能引起他的注目留心，想必也是出自他内心的共鸣感慨。至于到白水营的这位司令是不是张绪滋，其实并不重要。

有个李姓的伞兵营长，带有家眷就租住在我家附近的民房。他的太太江苏人，长得娟秀文静，声音伲侬细语，偶尔也过来和我妈聊点家常。李营长为人豪爽，大概是个北方汉子，平常好与镇上的几个乡绅贤达应酬饮酒，借以打发寂聊时光。一天，李营长的太太红着眼眶过来，说他的丈夫和两个常有过往的朋友被拘捕到设在浮宫镇的团部去了。刚好父亲从石码回家，问明原因，原来李营长酒酣之时与那几个朋友搞“结拜”，还搜出写有姓氏、生辰的红纸几份。这样的举动有似“结党”，而红色之纸在当时必属“敏感”物无疑，这不能不让军中的监控认为他们有通共之嫌。

李营长的太太恐惧害怕，她不明白这搜出的红纸意味着什么。父亲问清楚了，就笑着安慰她，说这一定是个误会。并向她解释，说这结拜本是闽南乡镇很常见的一种习俗。往往一群朋友，酒过三巡、豪兴一发，便你兄我弟相称，各自在红纸上写下姓氏、生辰互相交换，称“金兰换帖”，便是“结拜兄弟”了。但这常常只是逢场作戏的空头支票一张，并不是需要认真负责的“契约”。多年以后才知道，1949年南下的伞兵某团已给成功策反，在海上起义加入解放大军了，貌似铁板一块的伞兵，内部也必惶恐猜疑了。

素不喜欢见官的父亲这时便自告奋勇，要去浮宫团部为他们担保消释误会。母亲有点担心，父亲则说：“连这种小事都没办法搞清楚，天下就没有明白人了。”临行母亲找回那张丢弃的司令的名片，好歹要父亲顺便带上。当天没有船了，十几里路，父亲就徒步去了。事情倒是顺利解决，被禁闭的李营长等几人，第二天就都没事回到镇上。至于父亲到浮宫后如何交涉则不得而知，那张司令的名片是否起了点作用也不得而知。但以父亲的脾气，他是不屑借他人之盛名来行事的。

4  伞兵撤离，小镇解放

母亲小时曾到鼓浪屿毓德女校念书，没读几年便被外祖父唤回，祖父说：“女孩子能识几个字就好。”识字虽不多，但说几句国语倒没大碍，只是平日也派不上用场。在这人地两疏、语言隔阂的小镇，母亲或许就成了李营长太太寥寥可数的闺密。一个离乡别井的女人在小镇举目无亲，这时也只能把母亲当姐妹一般倾诉她的心事。

伞兵撤离白水营前夕，李太大前来家与母亲叙别。记得那是个溽暑初至的晚上，她和母亲坐在临街的厅中。门外的竹编屏风轻晃着，遮隔了街上本是稀疏的灯光，也把一勾下弦月的光掐断了，室内的油灯幽光黯淡，照在李太太和她怀里抱着的小孩身上。她皙白的面庞这时也显得有点苍白，没有了平日常见的笑容。吴侬软语中常伴着几声叹息，有时则见她泪珠盈眶，几次掏出手帕频拭，母亲眼眶也湿了。

我感受到这一天晚上气氛的凝重和严肃，但无从知道在这一个夜里，她们促膝长谈说了些什么。岁月倏忽，记忆渐渐淡忘乃至消失了。一直到了去年，我偶然看到一张内战时的老照片：一个随军撤离的女人坐在车上，怀里抱着小孩，此去何方，她的脸上写满无助、惶恐和迷茫。这时我才又想起这小镇60年前一个寻常晚上发生的一幕，也才想象得到，在这一个离别有如诀别的时刻，她们谈了些什么，只是当时，我全然不知人间有伤心事。只记得那时我坐在门槛边的阶石上，双眼盯着桌子上摆着的贡糖、软贡、花生糕，心里盼着她们能早点结束这场有如老旦咿呀长唱的唠叨之谈，好让我在客人走后能大快朵颐一场。

伞兵撤离的时刻来到。这时从厦门方向来了十几艘大船，有的船上还带着大烟囱，人称“火轮”，大概是烧煤的蒸汽机那种。六丰码头一下子停泊了这样多的船，我还是第一次见过。一队队的伞兵下船，一只只的船缓缓离开，渐渐消失在南溪港弯山边，心中只感到有一阵怅然。多年后才知道，在这个登上了船就意味着回不了岸的时候，有两个伞兵，一个浙江人、一个贵州人，他们脱逃到什么地方躲了起来。后来听说他们各自入赘镇上人家了，只不知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他们生活得如何?

伞兵离开后。小镇又恢复它往日的平静，生活又像壁上的老钟，走着它惯常的轨道。这以后是一段沉闷的日子，只常常听人喊着要打战了。我们小孩只当是有好戏看。之后不久，听街上到处有人喧嚷，说是刘汝明的军队要来了。又见镇上的商铺关门闭户，也有些人怕抓壮丁躲乡下去了。至于这个刘汝明是谁，我们小孩谁也不知道。只跟着几个胆大的到码头一带观看，果然见到过溪的山边有支兵伍在行进，远远的，像小蛇在地上蠕动着。还好，往浮宫方向去了，并没有到镇上。现在知道，原来1949年8月，奉蒋介石、陈诚之命，驻漳州的刘汝明第八兵团率五十五军前来接防厦门，这时所见到的大概是刘汝明部属的的一支小队伍吧。

不久后，听说解放军要来了。大概是事先已做好宣传工作，大家都知道解放军爱人民、是人民的子弟兵了，小镇倒也显得平静和欢快。解放军到来的那一天，镇上的商会组织之类还到路口放鞭炮迎接。路口就在一所已搁置了的天主堂边。解放军是从海澄官浔方向过来的，单列的队伍在三保乡通往白水营的堤岸路上，串起一条不见头尾的长龙。这时恰有飞机划过，大概是国民党的侦察机吧，只见队伍中的号兵吹响军号，队伍立即全体卧倒。很快，头戴树叶编帽的兵士与堤边的草丛灌木混为一色了。飞机在上空绕了个圈，就飞远去了，只听号兵又吹起铜号，士兵们又迅速爬起继续前进。

就这样，不费一枪一弹，白水营就算解放啦。小镇刚依依不舍告别国军伞兵，又欢天喜地迎接解放大军到来。这本是互为矛盾的感情和选择，却很自然地在小镇上朴素地糅合成一团……

5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进入镇上的解放军，个子高矮参差不齐、衣服新旧不一，肩扛步枪、腰系手榴弹，有的脚上还打着南方不多见的草鞋。虽然比不上伞兵军容严整，但纪律确实不错。一到镇内停顿，就在户外屋檐下打坐休息。乌压压的一堆人马，全都露宿街头，没见过有人敢随便进入民家。我饶有趣味地看到一个士兵马伕拉着一匹马，卸下辎重，就拴在我家附近的一座石碑坊的柱上，然后去向一户农家要来几捆稻草喂马。临走，不忘掏出一张叫“草票”的条子，在上面签了字，就交给主人说，日后可以凭此向政府兑换钱物。

解放军部队驻扎在白水营的时间并不长，但没几天，镇上大街小巷就响起“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的歌声；街上开始流行扭秧歌、还有打腰鼓的，是前所未闻未见。小镇一段时间来的沉闷气氛又给活跃喧腾起来了，我们小孩眼中仿佛也感到天空果然要比以前明朗多了，心里自然喜欢。有一支歌，忘了歌名，只记得中间有这样几句：“嘿啦啦啦嘿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哟……”每次唱到这里，调皮的大孩子就用闽南话的谐音把它唱成“嘿啦啦啦嘿啦啦，你公煮菜你嬷吃……”小孩子听了就开心地哈哈大笑，趣味盎然。

最让我们小孩子高兴的一件事是，老师开始不能体罚学生了。高年级的学生说：“现在解放啦，讲民主，老师不许打学生了。”那时我刚进小学，私下接受大孩子传授的一件秘籍是如何挨打时手掌不会疼。方法是用老姜头猛擦手掌心，然后再去沙堆中磨擦，说这样挨板子时就会减轻疼痛。只是，这“秘方”还来不及应用，就随着“解放”消失了，也不知是否应验?此后学校果然很少再有打板子的事了。

大部队的解放军不久就离开了，听说要去解放厦门，白水也有几名船工跟去。一时往来厦门的船只停航了，小镇又有一阵紧张。我家也暂时避入乡下，怕挨飞机炸弹。一天夜里，只听见远方有隐隐的炮声隆隆，说是打起来了。蚊子很多，我睡不下。几个月来，解放军、军官团、伞兵还有军官团，像走马灯的影像—直在脑子里穿梭，也不知为了什么。

而后，消息传来：厦门解放啦。我们小孩心里自然也高兴，因为那边的天空一定也明朗了。又隔了几天，随着潮水漂来一具穿着军装的尸体，搁在南溪的滩涂上，背朝天浸泡在泥水里，但远远看去，分辨不出是国军士兵，还是解放军。新的镇政府刚成立，就派人去验看，原来是名年轻的解放军兵士，军帽上有颗五角星。听说翻身时还流出一滩鼻血。听大人说，死去不久的人一见到亲人来了，就会流出鼻血表示亲近，这子弟兵与人民自然就是一家亲人了。

这具无名的解放军尸体后来收敛安葬了，却不知是何方人氏?虽说青山处处埋忠骨，却也令人伤心，又让小镇议论了几天。这时我也才明白，原来战争是会这样死人的。只是心里还有一点纠结放不下。我悄悄问一个大孩子：伞兵怎么样了?大孩子说，他们有的投降，有的跑了。这个大孩子又眨眨眼晴对我说：“不过，伞兵投降的方式跟军官团的不一样，他们只放下武器，但不跪下。”后来知道，这个大孩子的话肯定是瞎编的，因为战前国军伞兵部撤到台湾去了，只是当时他这样的回答却叫人听了满意。

一个新时代开始了，小孩的世界也在扩大。有关伞兵的记忆就渐渐模糊了。只在几年后，1953年发生东山战役，伞兵的记忆才又重新走回。听说进犯东山的主要部队就是国军伞兵，他们从天而降占领滩头，却又因联络中断，像鸟儿一样被当靶打。虽然听来叫人有点不忍，但无论如何，东山岛大捷也叫我们小孩喜欢。只是我外祖父的一家亲房，我称为舅妗的，就住在我家对面。他们的儿子刚参军不久，却在这次战争中牺牲了。当镇政府敲锣打鼓给他家送来一副“烈属光荣”的金匾挂在大门上，两个老人家却一直泪水涟涟。这以后，镇上常常有县里来的巡回电影放映队，放映电影《南征北战》、《攻克柏林》之类，每次小镇就像过节一样热闹。有次放映队来，我到他们家借张小板凳要去占位子，并高兴地向我叫阿妗的说，晚上有电影很好看，是打战的。她却神色黯然地对我摆摆手，说她不去看。我心中有点纳闷。后来听妈妈说，自他儿子死后，这种战争片她就不敢看了，一看心头就跳。因为每看到银幕上有机关枪扫射，她就会感到，她的儿子就是在这样的枪林弹雨中倒下的……

这时，我也才感到，我开始长大了：蒙昧初开的世界，开始对我露出一个夹缝。

2013年10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