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炯垣：1949 小镇风云——白水营纪事（上）

1  从金圆券到“军官团”

白水营，在九龙江南溪中游南岸，今多简称为白水、白水镇，现辖属龙海县。在陆路交通尚未大出风头之前，水运的方便曾让白水营领一时之风骚。当时已有可通厦口的客货汽船，大概2个小时左右就可到达；此外还有桅帆船、小木船往来。小镇虽不大，却是栉比鳞次、街道纵横，有米街、糖街、横街等，一条专营布料百货的叫新店街，还有一条遭历过火灾的就俗称“火烧街”。集市墟场分门别类也有南市、西市、鸡市、米市、果子市、草仔市等五六个。其中南市、西市是有棚盖的，时人叫“巴刹”，就是市场的意思，既是舶来语，也是舶来品。虽然街不长、市不大，却也别开生面，“蔚为大观”。

小镇偏安一隅，历来处时代波澜之外，没经历过什么较大的兵燹匪劫，只有太平天国的军队似乎曾经从边过境，在祖父母辈脑海里留下点古老的恐怖记忆，他们称之“长头毛反”，指的就是蓄长发的太平军造反的事。镇上的居民只求生活安定静好，政治色彩不浓，他们只凭传统和常理分辨是非善恶。白天忙碌，下田的、做生意的各行其事，傍晚闲了就聚到南溪边码头吹风聊天。码头叫六丰码头，大概是依附岸边的一所六丰米厂得名。只是当时的六丰米厂已成烂尾厂废弃了，据说是集资的老板挟款逃了。小时常听大人吹嘘，说这六丰如何了得，码头、米厂都是闽南地区最大的。我也不管它是真是假，最喜欢的事倒是听到汽笛响，等着看自厦门返航的汽船在江湾边出现。然后再，听几个船员神气活现捎来几句城里的新鲜。

我生也有幸，正躬逢这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只是浑然不识什么好歹。初涉世事，世界有如混沌初开，不知过去、不识未来，只有即时进行的画面。大人自有大人的心事，小孩只喜欢热闹和趣味。而这时的小镇显然有点不平静了，却让我喜欢。很多年以后，我犹记得在一个有点阴郁的早上，我平生第一次当上“万元户”的喜悦。

这一天，有点慌张的外祖父翻箱倒柜，忙不迭地清点出一叠面值都在万元以上的纸币，迅速地塞在我的手掌上说：“快，上街去!能买什么就买什么，随你喜欢。”我一时懵然，但还是很快就跑到小镇大庙前的闹市街上，但问了几个店铺，却尽见摇头、没人肯卖东西给我。这时，只听周围人声嚷嚷：“金圆券不能用了!金圆券不能用了!”正有点懊丧，一家卖糖果的大概出于同情或心存侥幸，就把我手上攥的钱尽数收了去，然后塞给我几个“糖甘仔”。虽然这样，我还是很高兴。这数百万元的金圆卷价值如何，我不知道，能换到几个“糖甘仔”自然也好。

这大概是1949年初的事了，叫金圆券风暴。长大了才知道，那时国民党政府在大陆正面临经济军事全面崩盘的局面。当此风云变幻的时期，白水营虽非兵家必争之地，但由于它水陆交通的便利——东北通厦门金门，西北靠海澄石码，南临佛坛湖西，西邻官浔漳浦——倒常成为各路兵马光顾的地方，也有些国军的散兵游勇流窜而来。为防抢劫，每一次兵丁经过，大多店铺关门，街上顿失平日的热闹。也有些胆大的，却趁机去与他们作点小交易。一次一支零散的兵伍过后，一个大人(当时应是个年轻人吧)就曾提着一把剥壳枪和几颗子弹向我们小孩炫耀，他沾沾自喜说：“这是用一升米换来的!”

较长期驻扎在镇上及近郊的有一支叫“军官团”的队伍。所谓军官团，据说成员多由不同部队残存的中低级军官组合而成，其属下士兵大半战死或投降、逃散了。这些战后余生的军官“茕茕独立”，集结到一起，成了一支名符其实的“杂牌军”了。他们兵痞味足，作风邋遢、纪律松弛可想而知，因为不是嫡系，补给不足，常干些偷鸡摸狗、乃至敲诈勒索的事，在镇上声名狼藉。听姐姐说，一次曾有几个“军官团”的士兵抬着担架上—个“打摆子”的军官，硬是要放进我们家中的房里。因疟疾是传染病，家里多有小孩，父亲怎么都不肯让进，双方争得脸红耳赤。一个官长耍威风，父亲就讥讽他说，“你们有能耐，怎保不住大上海，那边有的是高楼大厦、上好的医院，何苦跑到这小地方与民争房!”最后，几个军人悻悻然把担架抬到别处。幸好，没闯出祸来。

几十年过去，想起当年这些沦落异乡的军官团，心中却多有同情可怜的份了：他们刚挨过抗日的烽火，却又撞上了内战的硝烟。生离死别、无家可依，身不由己，只不过也是趔趄在楚河汉界之间的棋子罢。

2  国军伞兵驻扎白水营

晚春某日，只见平日寂静的小镇，街坊人群交头接耳、奔走相告，说是军官团要撤出白水营了，大家心中自然高兴。不久，军官团果然都转移到镇外的庄林、后山一带的乡下去了。接着，又听说将进驻一支叫“伞兵”的国军部队，但这一次倒不见大人们有什么恐慌的情绪。

只是，伞兵是啥?我心里不明白。问上了学的大孩子，他们眨眨眼睛，神秘兮兮地说，伞兵是可以从很高的天空上跳下来而不会摔伤的人。“为什么不会摔伤?”“因为他们有把伞。”“这伞是什么样的?”大孩子不耐烦了，说：“回去看你家的雨伞就知道!”

待到伞兵部队到来，果然叫我们小孩开了眼界。其中的一队就在我家门前的果子市稍息休整。他们一色整洁的卡其布绿色军装，头载钢盔，肩佩卡宾枪，腰插短刀，个个长得壮实，走路虎虎生风，有气势，与那些衣冠不整颓唐邋遢的“军官团”相比，有“天差渊”的区别。

客观的说，伞兵的纪律的确严明，从不随便进入民家。有次母亲在临街的井边刷完陶壶忘记收回放置路中，结果给个大步流星走过的伞兵无意踢翻破碎了。这个兵士面颊涨红，忙着从口袋里陶出几张钞票要赔偿，母亲双手直摇推却，正好有位官长经过，他马上停下来责问，搞得这个伞兵不知所措，直到母亲比划着解释清楚才了事。应该说，伞兵进驻白水营，是镇上治安最好的时期，平常令人有点惊恐的盗贼匪偷之类的信息再也没听说，这在老一辈的白水人都是有口皆碑的。

我家在果子市边。这果子市是供乡下人赶集时专门贩卖果子的地方，地方并不大，平时也作球场、戏场使用。一些伞兵有时也到这里打篮球，都是些生龙活虎的小伙子，好不快活。有次大概是不同的连队比赛，几个穿着入时、烫着卷发的军官太太也都兴致勃勃前来助阵，她们端来面盆水，揉好毛巾，分别递给汗流浃背的队员擦洗。听妈妈说，这些官太太倒也平易近人，路过门口都会停下来招呼问候。

伞兵的到来，给这小镇添加了些鲜活的气息。平日看他们操练对我们孩子来说是一件乐事。伞兵团部设在镇上桥仔头外田中央的三落大厝。小河从旁边流过，河上有座石桥，叫保黎桥，这里的河水最深、最清。天气渐暖和了，最有趣的是看伞兵在这里游泳跳水。他们跳水的姿势像燕子一样，是让手与头先落水，这对我们乡下人来说，也算是件新鲜事(我们只会“插观音”)。只是他们跳水时常常把水溅到河边挑水浣衣的妇女身上，加上又是赤膊露体，一些妇女脸红着，边偷看也边骂：“打枪鬼，不识见笑!”伞兵听不懂闽南话，也常跟着哈哈笑。

一天，街上的气氛忽然又紧张起来，只见人们神色恐慌、纷纷议论，说是军官团在乡下捞不到什么，要来镇上抢东西了。这时街上的店铺又纷纷关门闭户。不久，只见有几队伞兵紧急出动，迅速在桥仔头的十字路口叠起沙包，架起机枪，原来是伞兵部队应民众的要求，要制止“军官团”的散兵游勇入镇骚扰。我心里乐着，想看一次从未见过的战斗。但不久气氛却渐趋平静了，临时工事上的机枪班也撤走了。听大人说，经双边的官长沟通和解了，毕竟同是友军嘛。但从此后，军官团再也不敢到镇上来了。

最让小镇轰动的一件事是伞兵司令莅临，码头上挤满了看热闹的人，似是小镇从没有过的盛事。我也想看个究竟：伞兵个个长得英武魁梧，他们的司令想必是个三头六臂的丈八汉子。时当退水，汽船靠不了大码头，只能停泊在小码头的滩涂边。跳板还没铺好，只见那位人称是司令的人就从晃动的船舷边一跃跳下，金鸡独立般稳落在水边的沙土岸上。我们小孩都啧啧称好，但大孩子说，“伞兵嘛，从很高的飞机上跳下都不在话下，这点本领算什么，何况他又是司令。”让我有点失望的是，这位司令个子并不高，虽长得壮实，却有点矮胖。

第二天，伞兵在镇上的碧溪小学的操场上举行阅兵仪式。周边有警戒的卫兵，民众不能近前。我们几个小孩只能爬到旁边一堵墙上偷看。只见那位有点矮胖的司令威严地喊着口令什么的，列成方阵的伞兵高声应答，端着卡宾枪威武地左右行走。我们正看得津津有味，却被卫兵发现给轰走了，只能远远听着操场上整齐而高昂的号令声，最后，还有他们平常训练时常唱的《伞兵之歌》：

看朵朵的白云、点点的流星，

飘扬在美丽的天空。

为了民族的生存、国家的和平，

我们要结成一座活的长城，

我们是三民主义新中国的伞兵！……

很多年以后才知道，这支伞兵是抗日时期由杜聿明受命组建的，以伞降或机降投入地面作战的全副美式装备的兵种，伞兵兵员从各军中严格挑选，军官均来自国民党中级和高级军事院校的毕业生。出师后对日作战即屡立功勋。1945年春，抗日战争进入最后阶段，为袭扰日军的撤退，国军伞兵部队在广东、广西、湖南对日军占领区进行了三次成功的空降作战。至于当时伞兵为何驻扎白水营，我今日猜测：或者是为了投入死守厦门的战斗，或者是为保存实力作撤退台湾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