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渊：继 续 前 进 争 取 光 明 ——追忆我的父亲张继明

继  续  前  进       争  取  光  明

——追忆我的父亲张继明        

洪   渊

我的父亲张继明，1939年11月参加新四军，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八二三炮战等烽火连天的岁月；参加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潥水、潥阳、广德、天目山、长荡湖等战斗，解放战争时期的盐南、高汪、五佑、兴化纪家庄、淮海战役徐东（运河）阻击战、渡江战役、解放上海等战斗；参与指挥解放后的嵊泗列岛剿匪、厦金的八二三炮战。父亲军旅生涯出生入死、战功赫赫，两次荣立二等功，获得独立勋章、解放勋章、红星勋章，是被部队上级首长、战友、下属官兵赞誉为“很能打仗”的指挥员。

               参加新四军    走上革命道路

父亲1921年5月出生在江苏省金坛县一户贫苦农民家庭。因为家境贫寒，小时候只读了两年农村私塾就辍学，在家里帮着放牛种田，字识不了几个。1937年12月，日本侵略军大屠杀占领南京后，又一路烧杀戮略，很快常州、金坛等地沦为了敌占区。此时，家乡出现一些从前线溃退下来的国民党兵和胡传魁式的“抗日救国军”，他们四处骚扰，抢夺钱财，局势十分混乱。一天，家里来了几个游兵散勇,一边打听国民党军队的去向，一边翻箱倒柜，试图抢夺钱财。可是贫穷的家庭搜不出丁点值钱的东西，于是他们就把家中仅有的一点粮食也要拿走。见此情形，血气方刚的父亲欲阻拦，一个国民党兵恶狠狠地训斥道：“老子在前方打仗，拿你一点粮食不应该吗？再罗嗦就把你抓去当兵。”无奈，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没有论理的时候，父亲只好赶紧躲藏起来，也因此恨透了日本侵略军和骚扰掳掠老百姓的兵痞。

苏南地区是战略要地，抗战时期一直是各方军事力量激烈争夺的地方。1938年，陈毅、粟裕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先后率领新四军进入苏南敌后，开创了茅山抗日根据地。金坛离茅山不远，只有几十里地。1939年11月，村里来了一支新四军宣传队，向村民们宣传共产党抗日主张和政策，表明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是解放人民的队伍，号召民众参加新四军抗击日本侵略者，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贫穷困苦出身的父亲因为对日本侵略者和伪军、兵痞十分痛恨，接受了共产党的宣传教育，毅然决然报名参加新四军。在他的影响下，一个弟弟和一个堂弟也先后参加了新四军（堂弟在解放洛阳的攻城战斗中英勇牺牲、弟弟在解放战争中身负重伤后回乡养病）。

父亲入伍后所在的部队是新四军二支队老四团（团长陶勇、政委黄火青），这是一支以红军为班底组建的队伍，战斗力强，思想工作扎实，行军、打仗、宿营、群众工作都很好地继承了红军的光荣革命传统。父亲刚到连队时，连队指导员在登记花名册时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回答：“我姓张，叫张老大”。指导员明白地笑了笑，亲切地说：“这是你在家中的排行吧？在部队不能这样叫。”指导员想了想，又说：“我给你取个名字吧，就叫张继明”。父亲不解地问：“这个名字意思是什么？”指导员答：“继续前进，争取光明”。于是，父亲有了深刻含义的名字，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出生入死        骁勇善战

在部队除了行军打仗，一有时间就讲政治、学文化、军事操练。父亲因为从小放牛种田，文化水平不高，上文化课一点兴趣也没有，让他学文化，他很不情愿：“说不定哪天在战场上牺牲了，学了也没用。”指导员就给他开导：“我们不仅要打败日本侵略者，把他们赶出中国，还要建立新中国，没有文化知识怎么行？”指导员于是给他制定了每天学习掌握文字的任务。父亲是侦察员，执行侦察任务时，要把侦察到的敌军兵力部署、工事位置、火力配备等军事情报标写出来，没有文化不行，这样父亲的学习目的性和文化知识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1941年皖南事变后，父亲所在的老四团改编成新四军六师十六旅四十六团。整编后的新四军武器装备简陋，侦察手段比较单一，经常利用早晚天黑时神出鬼没，潜伏到敌人据点前或深入敌后收集军事情报，而且常常是便衣短枪、单兵行动，十分危险。有一次，父亲潜伏到日本鬼子据点前执行侦察任务时，被日本哨兵发现了，带着几个伪军远远地冲了过来，挥舞着枪，嘴里不断地嚷着“抓活的，抓活的。”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父亲凭着机灵和身材比较矮小灵活，边打边撤，在小山丘和茅草丛里东奔西跑、东躲西藏，见到茅草丛中有座倒坍的孤坟，就迅速钻进去，藏了起来。不一会儿，几个追兵气喘吁吁追过来，没见到人影，于是便放了一把火烧起茅草，想把父亲逼出来。此时，天色已晚，又远离了据点，敌兵只好撤走了，父亲因而得以脱险。父亲曾在《我的战斗历程》一文中写道：侦察员在战争年代是很重要，也很危险的。不但要搞情报，还要在敌人眼皮底下筹粮款。所以侦察员必须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坚强的政治信念、勇敢不怕死和认真负责的精神。回忆起当侦察兵的这次经历时他曾说：“当侦察兵很危险，牺牲自己是小事，部队得不到情报影响军事行动才是大事啊！”可见，父亲把完成任务、执行军人使命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

小时候，部队大院放电影，抗日电影中常有出现八路军、新四军和日本鬼子拼刺刀的镜头，年幼的我问父亲：“爸爸，你和鬼子拼过刺刀吗？”“怎么没有？”父亲随即松开皮带，卷起上衣，指着肚脐眼下边的一块伤疤说道：“这就是和鬼子拼刺刀被鬼子刺中留下的疤痕。当时，我死死抓住敌人的枪把子不松手，和敌人扭在一起，肠子都流出来了，幸好边上有个正和敌人拼杀的战友见状，当即开枪击毙鬼子，解救了我。我强忍着伤痛，把肠子塞进肚子，勒紧裤带，又继续投入战斗。战友、战友，只有亲身经历过战场战斗过的人才更懂得这两个字的含义和分量。”说完这话，父亲陷入了沉思，似乎当年与敌人拼杀的镜头、那位出手相救至今不知名字的战友形象还浮现在眼前。

打这次战斗伤愈以后，每回战斗父亲就多长了个心眼，和敌人拼杀前枪膛里总有上膛的子弹。有一次，战斗打响之前团长给侦察排下达了活捉一个鬼子的任务。之前和鬼子打仗，受军国主义思想灌输的日本兵很是顽固，不是被击毙就是逃脱，拒不投降，很难有被活捉的。为了能完成团长下达的任务，作为侦察排长的父亲执行任务之前深思谋划，制定了严密的作战方案，规定在作战时认准目标，由几个战士射击时只打敌兵的腿，然后由自己带着一个战士迅即上前把敌伤兵往回拖。战斗果然按照事先的部署进行，在战友们的火力掩护下，父亲和一名战士活捉了一个伤腿的日本兵，圆满完成了任务。后来这个日本俘虏经过教育感化，加入了日本反战同盟，在新四军里当了一名军事教官。父亲在向我们描述这个俘虏时，“日本兵说，新四军打仗勇敢是这个（竖起大拇指），拼刺刀拼不过就啪啪的开枪，是这个（伸出小拇指）。”父亲笑了笑：“管他是这个那个，只要能消灭敌人，把日本鬼子赶出去，就是这个（竖起大拇指）。

父亲执行侦察任务多次出生入死，印象最深的是1944年在皖南筹款。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断了新四军的军费和物质供应，新四军的军费极其困难，而苏南根据地又是经济十分贫乏的地区，无法支撑军费开支，严重影响到部队在根据地的立足和对敌作战，必须向外筹措钱款，上级决定派人到敌占区安徽当涂县一带去筹措钱款。可是那一带敌情相当严重，筹款困难重重，到哪里去筹款？找谁要钱？派去的人几次进去又空手退回。团领导于是指定父亲带队配合高淳县副县长朱长如同志行动。父亲在向我们讲述这次行动时说：“刚开始我说我不去，别人搞不到钱，我也没办法。团长知道我的犟脾气，用激将法下了军令，‘不去也得去！不去，你自己看着办吧，搞不到钱，你也别回来。’这时，我也冷静下来，想了想说：‘要我去可以，我有个要求。’‘说！’团长马上回应。‘第一. 人员由我挑，去的人每人配一支长枪，一把二十响驳壳枪；第二. 每人一套新四军军服和一套伪军军服（平时侦察员是着便衣行动，不穿军装）；第三. 在周围方圆几十里内的地方，如果老百姓来报告有伪军在索取钱财，要求部队去剿除，我们部队不要出动，以免伤了自己人。’团长听完知道了我的用意，回答很干脆‘行！’。但当时部队武器弹药不足，团部只有二把二十响驳壳枪，找营里借，，谁也不肯，很难如愿。于是团长通知营连长到团部开会，带驳壳枪的下令警卫员去收缴，任务完成后归还，就这样好不容易凑齐了需要的驳壳枪。在行动中，有时我们扮成伪军伤兵，在乡镇里寻找地主老财的住所，然后分别把他们捉起来，根据他们的富有程度规定交300块大洋或500块大洋；有时装扮成伪军军官到维持会强征军饷；有时也亮明身份，要他们深明大义，为抗日做点好事，为自己留条后路，于是有的地主老财就比较配合，多交了些钱款，有的把埋藏在家里地底下装银元的坛罐子抱来，说：‘新四军同志，我把家里的大洋都拿来了’。我说：‘知道知道，我们会记住的。’这些人很鬼，对他们不来点硬的，我们怎能知道他们把银元装在坛罐子又埋藏在哪里？他们哪会老实把钱交出来？！筹款行动也不都是顺利的，很快，日伪军知道了我们在当地的筹款行动，派兵进行围剿。有一次在筹款途中遇到了日伪军，我立即带领大家退回地主宅院，闩上门，然后迅速从后门钻进芦苇荡中。当敌人包围宅院冲进去时，却发现我们已经从后门溜进芦苇荡里，消失得无影无踪，气得疯狂地往芦苇荡胡乱扫射。我们就是这样与敌人迂回周旋，机智灵活地躲避敌人围剿。”原来，父亲思维敏锐，每到一处，注意找准目标，抓住时机，观察进退线路，运用多种策略，骁勇善战，出色地完成了出发时团长下达的要搞到十万块大洋回来的任务，表现了一个优秀侦察员特有的素质、非常丰富的侦察经验和很强的指挥作战能力。任务完成后，朱长如同志称赞地告诉团领导：‘你们的侦察员真棒，这次遇到不少险情都被排除了’。”由于皖南筹款取得硕果，父亲受到了新四军各级首长的夸奖和表扬， “皖南筹款”的成功事件也因而载入各类史册。（关于“皖南筹款”筹得的款数，父亲在向我们口述时说是十万块大洋，而在《我的战斗历程》一文中写几百万元钱，这可能是不同币值的记述。具体多少有待考究，但不管是多少，这对于解决根据地的经济困难，更好地开展抗日斗争具有不容小觑的重要意义和作用）。   

我们兄弟几个曾问父亲一个问题，“爸爸，您打死了几个日本鬼子？”“三个是有的”父亲答道。我从父亲讲过的故事中屈指算一算，不只是三个，就说：“爸爸，您算错了吧？抗战时期您参军打了六年仗，而且都是在一线作战，就算一年打死一个鬼子兵，也不只是这个数。”爸爸看了我一眼，严肃地说：“话可不能这么说，当时部队流行这么一句话，打死一个鬼子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打死三个就是超额完成任务。仗不是你一个人打的，是一个团队、甚至是几支部队协同作战。战斗中，你射出了子弹，他也射出了子弹，你投了手榴弹，他也投了手榴弹，你能说这一枪是你打中的，那一个是你炸死的吗？在激烈的枪炮战斗中，哪有人去算这个账？有战友为胜利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我们更应该把功劳算在他们身上，为他们报仇，替他们多杀几个鬼子。”

解放战争时期，父亲由于伤病住院，没有跟随新四军主力部队北上山东，病愈后留在苏中军区二分区六团五连任连长，带领连队先后参加了盐南自卫战和伍佑反击战。在伍佑战斗中，五连打的坚决打的勇敢，率先突破敌人阵地，显示了很强的战斗力，受到了参战部队首长的表扬。

1947年2月，二分区部队向国民党据点兴化县以西的纪家庄进攻，为主力部队攻打兴化县扫除外围障碍。战前，侦察员出身的父亲孤身一人，乔装成敌军官混入纪家庄，摸清掌握了敌人的兵力部署等军事情报。战斗一打响，即率领担任主攻任务的五连在炮火的支援下采取先攻打敌指挥部后向两翼分割包围的战术。经过三小时的激烈战斗，歼敌八十余人，俘虏敌六十余人，取得战斗的胜利。

还有一次，父亲带领部队冲锋陷阵，在枪林弹雨中被飞来的二颗子弹擦过脖子，瞬间留下许多血，倒在地上昏迷了过去。身边的营通讯员见状，哭着连声叫：“营长！营长！”一会儿，父亲被哭叫声喊醒，对通讯员说道：“哭什么？快给我包扎一下。”通讯员松缓了一口气，喃喃自语：“营长没死！营长没死！”于是赶紧为父亲包扎伤口。当伤口刚简单包扎完，父亲随即对通讯员说：“我们走，追赶部队去！”。就是这样，父亲又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负伤不下火线，勇敢顽强地继续投入战斗，留下了战斗印记的二道弹痕。说到这里，父亲还不无幽默地说：“是阎王爷不收留我啊！”

1949年4月，作为担任渡江战役镇江向对岸方向突击的突击营营长，父亲带领战士与友邻部队协同作战，攻克敌六圩、施家桥，完成了华东野战军首长下达的扫除敌人桥头堡的任务。

用兵如神         山鹰翱翔

1949年，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4月23日人民海军成立。1950年，父亲所属的苏南军区二十四团编入华东军区海军海防团，成为海军岸防部队的一支队伍。八月，海防团进驻嵊泗列岛，父亲时任二营营长，在陈钱山、枸杞岛驻防。嵊泗列岛位于长江口和钱塘江口之间，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守住嵊泗列岛就是守住上海和杭州湾的门户和通道。当时浙江沿海的许多岛屿尚未解放，海面上常有海匪活动，他们拦截抢夺渔船、运输船，甚至把上级发给海防团的过冬棉服连人一起劫走。不仅如此，海上还有日本海盗在活动，严重影响和威胁到人民的生活和生命财产安全，于是上级向二营下达了剿灭海匪和海盗的任务。二营在父亲的指挥下，教导员和副营长负责岸上，自己则亲自任队长，挑选精兵强将下海剿匪。妈妈参军后在华东军政大学学习，学习完后分配到嵊泗巡防区后勤供应站工作，结识一段时间后两人正准备结婚。可是父亲把精力都投入在剿匪任务上，即便在结婚的前一天也依然带队出击。在巡防区友邻部队、当地渔民的支持配合下，他们采用埋伏、包抄、化装渔民、机动突击等多种战术，先后取得抓获日本海盗42名、海盗船四艘，剿除多股海匪力量和歼灭海匪数百名，缴获武器和船只一批等战绩，得到华东军区海军的壹号嘉奖令和通报表扬，父亲善于组织指挥、战斗果敢骁勇,因而被荣记二等功。

1953年，父亲到海军烟台炮兵学校学习。1954年毕业后任海军舟山基地炮五团副团长兼参谋长。1955年部队从舟山调防厦门前线。1958年4月，岸炮五团团部撤消，所属部队归厦门水警区直接领导。这时父亲脱下军装，摘下帽徽和佩带的军衔，交接完工作后赋闲在家，等待转业地方。有次，他带上我们兄弟去曾厝垵一带玩。那个时候，厦门胡里山炮台往曾厝垵方向有一道警戒线，往前走是军事禁区，由边防哨所的民兵执勤，对来往的人员进行盘查，一般市民、游客是不准通行的。我们沿着沙滩走，突然钻出两个巡逻的陆军哨兵，问我们“干什么的？”。面对盘查的哨兵，父亲拿出军官证给他们看。哨兵一看，立马向父亲敬礼，说：“首长，您请！”但又不忘告诫一声：“以后您到这种地方最好穿军装，省得不便。”父亲只好告诉他们，“要转业了，带孩子来玩一玩，以后就没机会了”。我们明白，父亲一方面觉得亏欠孩子，以前因为全身心投入到部队的工作中，经常不着家，很少陪伴孩子，现在借着空闲带孩子们玩一玩；而更多的是他的军人情结，要离开熟悉、魂牵梦萦的这一带海岸线，他有多么依依不舍啊！

回到家里，许多父亲的战友、部下前来道别，战友情深意切，询问转业去哪里。父亲回答：“听说安排到上海的一家大工厂当副厂长。”大家纷纷道贺，妈妈更是高兴，因为老家在上海青浦，家里还有个上了年纪的老母亲，她是家中的独女，出来当兵很多年了。可是爸爸一点也不高兴，他说“好什么好？我都当兵20年了，对部队有感情，这会儿叫我走，我怎么舍得啊？！”是啊，父亲早已将军人作为终生职业，，他要和这海疆相依为生。

 7月6日，高立忠司令员、谭天哲政委到军区开会，会后立即赶回厦门，当晚召开紧急会议，要父亲也参加。会议传达军委的指示和军区的命令，福州军区前线所有海陆空部队20日前完成一切准备，进入战备状态。传达后，高司令要大家发言，父亲由于即将转业，没有吭声。当岸炮部队提出一些困难问题时，高司令指名父亲发言。父亲曾在《我的战斗历程》一文中回忆道“我建议：38营、149、150、151连，营连指挥所各抽一半人员到厦门云顶岩组成临时指挥所，进行侧翼射击……我本来已经休息待转业，不接受这个任务也是可以的，但我主动承担了组织云顶岩指挥所的任务。”云顶岩岸炮指挥所（代号“山鹰一号）成立后立即进入紧张的战前准备和训练。八二三炮战中，云顶岩指挥所严密掌握着炮群的射击，发出各种指令，在对金门炮战中起了重要作用。那时，东海舰队陶勇司令员到厦门住交际处，专门派人叫父亲到他那里，一见面就叫“老张，据彭德清司令、水警区高司令、谭政委汇报，你很会组织战斗，这次指挥岸炮打得不错。”战后，东海舰队前线指挥所为父亲荣记了二等战功，福建基地政治部签发了立功喜报。是八二三隆隆的炮响，把父亲迈出军营的双脚给拉了回来，面对党和人民的召唤，义无反顾地重新穿上军装，重回战斗岗位。（关于父亲及岸炮部队在八二三炮战中的作战过程和战绩张海凡在《我的父亲张继明在八二三炮战中》、张海渊在《我的父亲张继明》回忆文章中均有详细的描述，可见于百度等融媒体、杭州新四军历史研究会《锦河思念》等文册中，本文不再重述。）

八二三炮战后，父亲转业的事也因炮战中卓越的指挥能力和立下的战功不再提起，被任命为福建基地炮兵处处长。1964年8月起，父亲任厦门水警区参谋长、副司令员。当时大嶝航道在我艇队通过厦金海域时有很重要的作用，但每次通过时都很头痛，一是怕水深不够，二是敌情严重怕暴露目标。舰队陶司令和海军周仁杰副司令为开通航道两次在厦门专题开会。在这种情况下，父亲下到39营，到航道边观察摸清规律，又亲自组织带领技术人员深入调查研究方案，经过几次试航，终于开通了这条在东南沿海战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航道，父亲也因此得到海军的通令表彰。父亲在《我的战斗历程》一文中写道：“我并不是舰艇、航海专家出身，为什么能发现并解决这个问题？我想一是有对党对人民、对海军建设高度负责的精神，二是有严密科学求实的态度，再加上一条,为革命不怕死，什么地方都敢去，什么工作都能干好”。这就是我的父亲，一只展翅翱翔的山鹰，一个为革命永不止步、兢兢业业工作的军人。

父亲离休后在杭州干休所安度晚年。有一次我问他，你执行战斗任务最危险的是哪一次？难度最大的是哪一次？仗打得最惨烈的是哪一次？父亲沉思了许久，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剿匪战斗、八二三炮战，一场场硝烟弥漫的激烈战斗情景一幕幕似乎在眼前显现。过了一会儿，父亲缓缓地说，“碰到最危险的就是到敌人的据点前侦察，被鬼子发现、包围，差一点就被敌人包饺子，要不是钻进孤坟里，不是牺牲就是被活捉了；难度最大的就是1944年的皖南筹款，在敌占区为新四军筹款，哪里搞得到钱啊？要不是灵活机智采用了非寻常策略，排除了一道道险情，怎么能完成任务呢？仗打得最惨烈的就是1948年11月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徐东阻击战（运河阻击战），在各种战法中最难啃的骨头就是阻击战。为了配合华东野战军歼灭国民党黄百韬兵团，阻击国民党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对黄百韬的救援，阻击战采用正面固守和局部反击的策略。尽管天上有飞机轰炸扫射，地面有坦克撞击碾压，国民党兵在炮火的掩护和督战队的压阵下象狼群一样一阵阵向我们冲来，我们有的战士就牺牲在敌人的坦克链条下，而我们对付敌人的只有机枪、手榴弹、炸药包。当时我一看这种情形，觉得有些异样，敌人今天为什么这么顽强不怕死？仔细观察才发现，敌方的督战队对后退的士兵狠下杀手，谁后退就射死谁。于是我就叫来两个枪法比较准的战士，专打敌军官和督战队，以此乱敌阵脚。这一招果然奏效，阻击了敌人的一波波进攻。仗打了11天，按上级要求守住防线，有力地配合了华野在主战场歼灭黄百韬兵团。那时侯每天都有战友牺牲，有伤员被抬下送往后方医院，战斗胜利结束时，全营站在战旗下集合的只剩7个人（父亲时任苏中军区警卫营营长）。”“八二三炮战呢？不危险吗？妈妈在家里担心死了”我又问道。“不危险，八二三炮战是双方隔空交火，不是面对面地拼杀，象我们这些老兵，听飞过来的炮声，就知道它要落在哪里，有什么好担心的。”父亲坦然地回答，对于经风雨见世面的他来说，打仗，视死如归。其实，任何一场战斗都是有危险的，八二三炮战中，岸炮五团三个营，仅38营就牺牲了18人，负伤54人，安业民烈士就是该团在战斗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的杰出代表。

                铁血英魂         永镇海疆

小时候，父亲全身心投入在部队的工作中，经常不着家，我们很少和父亲在一起，八二三炮战那个时候，更是成天见不到他的影子。幼小的我们经常问妈妈，“爸爸哪里去了？”妈妈总是回答，“爸爸打仗去了。”

1959年国庆节，国务院邀请全国各条战线有突出贡献的英模单位和个人到北京参加十周年国庆盛典。海军根据八二三炮战中，岸炮部队打得坚决果敢，战功显著，涌现了许多象安业民那样的英雄模范人物，给父亲所在的岸炮五团一个出席名额。父亲在战斗中组织指挥出色，是当时所有参战部队团以上干部荣立战功等级最高的一位，大家认为这个名额非他莫属。可是父亲却说：“谁都不要争，把名额让给一线作战的官兵。”多年以后，我碰到当年代表岸炮五团到北京参加十周年庆典的肖叔叔（八二三炮战荣立三等功），在他家里，他拿出珍藏的十周年庆典邀请函和出席证给我看。他回忆道：“那是一个多么大的荣誉啊！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出席宴会的代表们一听说我是从厦门前线来，是参加过八二三炮战的代表，纷纷向我敬酒，表示敬意。”他又说：“我知道这份荣誉是你爸爸让出来的”。

云顶岩，是厦门岛内最高山，从那里了望，金门和厦金海域尽收眼底，八二三炮战代号为“山鹰一号”的海军岸炮指挥所就在那里。1969年，父亲从厦门水警区调任海军福建基地后勤部部长，离开了厦门前线，但他对云顶岩的“山鹰一号”情有独钟，每次回厦门都要去那里走一走，坐一坐。有一次父亲问我，“去过云顶岩没有？”我说：“没有”。他说：“应该去看一看”，随即带我驱车前往。在云顶岩的战壕里父亲指引我对金门了望，这时遇到了一位陆军老军人也在用望远镜了望。当擦身而过时，两人凝目相视，似曾相识，欲语无言。走了二步，父亲忍不住回过头来问那位老同志，是哪年当的兵？在哪个部队当的兵？老同志说：“我是38年的兵，在新四军十六旅四十六团二营”。父亲一听，激动地说：“巧了，我在四十六团团部侦察排”。于是，两位老战友手紧紧地握在一起，讲述着那些年参加过的战斗，相互打听一起战斗过的首长和战友的下落，感叹许多战友在战场上为国捐躯，活着的人几经变动也失去了联系。临别时，两位从烽火硝烟中过来的战友再次紧紧地握手，互道珍重。老同志提议：让我们向牺牲的战友们敬个礼吧！于是，两位昔日的战友在云顶岩的战壕里，面向北方，面向他们曾经奋战的那片热土，向牺牲了的先烈致上一个庄严的军礼！

父亲曾经说过，参加新四军决定了他的人生道路，从此他的命运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联系在一起；而八二三炮战则改变了他的后半生，使他的军旅生涯得以延续。2000年，父亲离开了我们，我们遵从他的遗愿，让他长眠在云顶岩“山鹰一号”旁，与他一手创立的岸炮指挥所相伴，永远俯瞰着这一片海疆。

——谨以此文献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建立70周年

    谨以此文纪念父亲以及和他一起战斗过的战友们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陈建源先生的热心帮助、校对和修改 ，数易其稿，借此表示衷心感谢！

       本文作者系厦门双十中学68届初一（5）班张海洪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