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春池：让我喜欢的《知青在武平》

让我喜欢的《知青在武平》

——兼谈这本画册的地域性档案性史料性

谢春池

那天，2024年8月22日下午，友人来访，亮出一本精装画册，我立即被吸引。接手时，沉沉的，内页用纸是250克铜版，很有分量。其设计十分朴素大气，值得欣赏，准银灰色的封面封底连成一体，封面还以灰黄的大色块和密集的线条，衬着行书写就的黑色书名《知青在武平》，格外的有力醒目,揭示主题也最具文化内涵，体现几分艺术性的是使之能够连体的一横式老照片，其以木刻形式出现，别具一格，封面一男三女，封底也是一男三女，八位知青,一幅劳动照，其人物或挑担，或扛着和拄着镢头，人人脸上绽放灿烂的笑容。我顿时感到青春和阳光一起向我扑面而来。虽然，我知道这个画面并非知青上山下乡艰难困苦岁月的主调，却以为还是可以接受，因为，是"武平县档案馆编"。时为2021年，新冠病毒疫情肆虐的第二年，况且，本世纪20年代以降，知青题材图书都难以刊行，我们第二故乡还有这等知青情结的历史文化守护人，何等的难能可贵！

我需要这本画册，因为，我们正紧锣密鼓地在运作上杭图书馆知青文献馆的布馆事务，而这本画册我料它从我2001年主编的厦门知青画册《命定》里选辑了一批图片，约略看了一下，果真如此。显然，它是厦门知青与客家乡亲两地山海情缘的又一个成果，应成为文献馆的馆藏。不过，友人也同时需要这本画册，这位生于1990年的上杭籍史学博士所做的研究课题和项目，正是知青史，我不能掠人之美。再者，他要再得此书不易，而我要得此书不难。于是，几天后，我打电话给武平挚友作家郑启荣，他惊讶自己竟然不知道本县做了这么一本好书，答应替我去讨取，大约9月8日，收到启荣兄快递来的两本《知青在武平》，甚是欣慰。我还请他写了篇文章，拟在厦门知青网与厦门知青公众号刊载。

虽然，这本画册之编辑离专业水平还有相当距离，但能够呈现这么一种风貌，已经相当不错。最让我这个老编辑认可的是它的特点：地域性，档案性，史料性。这应是武平县档案馆做这本画册的初衷和目的。在现行体制中，档案系统因不是攸关重要的单位，自然都被置于边缘，而县一级的档案单位，不可缺，却几近不被关注，既无位，也无为，安于现状，自求多福，是绝大多数这样的单位现状；而《知青在武平》的编辑刊行，有些出乎意料，至少这个领域的极度平静被稍稍打破一下，虽然，并非一个大动作，产生不了大影响，但值得称道。它让我看到一方几乎纹丝不动的水塘，终于荡起几圈涟漪；宛如在一片从未有植物的荒地上，突然冒出一支令人眼睛一亮的粉色杜鹃花，而且，永不凋谢。

如果我说我对《知青在武平》这本画册爱不释手，就有些虚伪了，说喜欢它则是我的心里话。因为，它的主题即：厦门知青上山下乡在闽西。我是厦门知青的一员，我非常热爱这个了不起的群体；闽西是我的第二故乡，我热恋它的情结至死不会解开。在我看来，它就是我们厦门知青自己的画册，所以，我当然喜欢，而且很喜欢。况且，这本厚厚的画册，也浸融了我若干心血。画册中全市性的知青活动图片里不少活动是由我总策划或参与策划，有些活动我则在场。而其主体是具有年份的黑白和彩色的老照片，总计243张，其中很多图片转录自若干厦门知青图书，甚至那12P的知青文章页面，都是当年由我编辑而刊载出去的。这本画册的第一、第二、第三章，刊有黑白图片95张，取自《命定》竟占二分之一强，计有51张；那节《知青下乡前的照片》14张，取自《命定》11张；欢送和出发题材的图片7张，都取自《命定》，这七张图片，我们厦门四中同学的图片竟有3张，有我个人入照者则2张，另1张则是我拍摄的，排于画册P15的上方，画面满框是：挤在客车窗口的我的几个男女同学即刻出发启程，正向我们告别，说明文字：1969年4月厦门四中老三届毕业生赴闽西插队。非我老王卖瓜，自卖自夸。这张黑白老照片是厦门知青上山下乡告别留影最真实的第一张。近三十年我们收集到的此个题材图片仅3张，其余2张是知青们挤在列车窗口，人人笑容满面，好像此行是非常快乐的旅行。不能说此表现虚假，但无疑此表情乃表象。1969年，上山下乡至闽西三县及其他地方的二万多厦门知青，我敢断言自愿去的不足整体的百分之二或三；极少数乃被强制而去；抵制而终也去的不多；多数则没有意愿去，所以去得较为无奈。否则：当时的各级革命委员会要全力以赴，无数地强势宣传动员？否则，最高层要让全国绝对服从地发出“很有必要”的命令，“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至今55年过去了。且问，如果大多数知青能从内心到脸上露出这般灿烂的笑容，还要什么“说服”什么"动员"？正因为各地农村不是不欢迎而是没有条件和能力欢迎千万知青，才强调“应当欢迎他们去”。综上所述，就明白这场“文革”的上山下乡运动对于广大知青的“奔赴”，其内在的情感情绪情怀是“离愁”，对不少老三届高中特别是66届高三学子而言，或许还有“别恨”。因为，1966年高考之际，“文革”席卷，他们所有人的大学梦一夜之间都破灭了，青春与前途皆陷入绝地，灿烂笑容从此不再。日后若时有几分微笑，已经称得上是生活难得的馈赠了。故曰：即使别恨不属于整体，离愁一定是绝大多数知青生命所共有的，此乃人类几千年来普遍且永远的心境，古今中外任何人都概莫能外。那2张“笑容”图片里学子们，即使在列车启动之后还存有一份革命的乐观主义，而当一批又一批的知青就业就学从乡村调走时，若他们还得留在原地躬耕地球时，恐怕连微笑都成稀罕物了。

所以，这张刊载于《命定》被我命名为《伤别》的黑白老照片，因为揭示了事物的真相与本质，才成为厦门知青珍贵的留影，随着岁月的流逝，其价值更加显现。它能以显著位置见于《知青在武平》，让我很开心。有笑容又有离愁叠加在一起，这才是真实的人，真实的群体，真实的生命，真实的岁月，真实的历史。

最后，我要谈的是这本画册最值得论及的那三个特点。《知青在武平》县名直接入书名，自然突出了地域性；告诉读者这本画册是属于武平的，是武平的叙事。但所叙的却不全都是武平的事，而是厦门知青插队武平、上杭、永定三县的过往与经历。此画册的主体文本是具有年份的黑白和彩色的老照片，但里面不是少数而是不少非武平的上杭永定的图片。我想起2008年11月上旬随翁新杰兄至仙师参观永定知青纪念馆，走入展室，看到墙上的一张张黑白老照片，我一乐，这不正是我们的厦门知青纪念馆吗？!于是，和新杰兄开玩笑说：“《命定》的图片都让你搬到这里，‘侵犯’版权了………”他嘿嘿笑了。显然，武平和永定，如出一辙；永定直接以县名入馆名其地域性也突出了。这表明，既然上山下乡至这三县的厦门知青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那么，三县运作知青文化的观念和方式会不可避免的高度相似。2015年，我承担上杭给予的任务，在太拔做了“知青老照片馆”，这个馆名是我取的。今年，参与做上杭图书馆知青文献馆，此名很好，是该图书馆前任馆长郭晓红女士取的。厦门知青又多了两个历史与文化之馆。我们和上杭同样也以那个观念和方式运作，虽县名并未直接入馆名，但其地域性也不言而喻。由于客观的必然性，武平、永定、上杭三县的知青文化运作的地域性都突破了狭窄的县域，体现了闽西这个较大范围的地域性。不仅止于此，由于叙事主体的知青来自厦门，这些文化载体也全都体现了厦门的地域性。这或许是三县运作者尚未意识到的。

这些年我经常思考，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以红土地和蓝海洋这两个概念，囊括表述两个差异极大的地域，进而将之合成“红土地·蓝海洋”这一词组用于命名，并举办了各类文化活动。其实，这一命名有相当不尽然之处。两域的闽西与闽南、县乡与都市、山区与特区、农耕与工业、传统与现代、客家与知青，等等，是完全不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形态。然而，为什么我们的合作与同行，竟能走了三十几年，取得了不少成果，如今，还在携手向前迈进？深层次的历史原因和经久不弱的现实动力是什么？这两个问题值得好好地探究一番。

关于档案性和史料性这两个特点，应该是做知青这个题材与生俱来的，也是相关单位机构和群体的社会属性的“必修课”所具备的。档案馆所做的一切都为了档案的保存，图书馆

极多收藏历经年代皆成了史料；而上山下乡运动已成为中国当代史重要的一部分，我们知青群体长期的文化运作，就是将这重要的一部分变成档案和史料存留下来。目标如此高度一致，是否是那两个问题的答案之一？

今年，厦门知青上山下乡55周年，而在这样的日子里，我能得到《知青在武平》这样好的画册，十分有幸。9月28日，上杭图书馆知青文献馆揭牌仪式举办，我将其中一本捐了。我们要特别致敬武平县档案馆的乡亲们，也向他们表示特别感谢。因为，这本画册为知青历史留下一个窗口，让今人和后人有机会回头一探那个特殊年代。他们的这个贡献不容小觑。

因此，我当然喜欢它，而且很喜欢。

2024年11月6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