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南燕：筼筜鹭江图（第一章）下

市开花花溪岸路（下）

9.英国破船的废铁堆场

    与“茯苓糕聪阿鸡母店”隔一条狭窄小巷，是一座大概是七十年代建造的，四、五层的民居小高楼，底层是“凭粮证供应的米店”。相邻的是，九十年代建设局自建的宿舍大楼，拆迁了“后河仔”的一大片平房和一座大厝。这座高楼旁有一大门，弯拱门框上以前是大字“假日酒店”，后来改为“宏雅酒店”，现在名字比较费解，也拗口：“途庄精品酒店”。大凡经营不好的店铺，名称最多。以后还要改成什么名堂，谁知道！大门两旁一对青石狮子，进了门是“途庄精品酒店”的旅馆，原有的通道被堵死了。早前，这条宽阔的通道，进入“后河仔”分岔两路，北去一路抵达厦禾路，东去一路直去第二市场。这里的一大片空地，原先是可以搭台演露天戏的。这片空地和长短不一的通道，在六十年代初的某一天，突然变成了“钢铁堆场”！大跃进的五十年代末，站在美仁后社（后保）的海尾仔，远远可见，对岸东渡“牛骰尻”（牛屁股，狐尾山尽头）的海面上，出现一艘黑色大轮船，泊在那里一动不动。听大人说，那是从英国买来的破船，要拆了来炼钢的。不曾想，忽然从某一天开始，那大黑船的“内脏”，陆陆续续，全都堆到这里来了！那些各种形状的巨大钢铁部件，占满了这溪岸通道和后河仔的空地。那些钢铁怪物，也成了我们小学生上学路上，攀爬玩乐的“儿童乐园”。最大的受益者，是识货的“行家”：不多久，巨大的发动机上，密密麻麻的铜片，就被他们凿光了！

    废铁堆场变成酒店，棺材作坊变成花店。

    溪岸路，公园北门边那片空地，在草蓆厂被烧光之后，“街办厂”又在这里“打麻绳”、“编竹器”。上山下乡时，这些“打绳、编篾”的人失了业，大多被赶到闽西农村去。在武平，有位厦门师傅很机灵，利用山区毛竹多，在县城创办了“竹编厂”，产品还出口了！改革开放之后，开元区政府，在这里建的那座大楼“开元饭店”，地皮占到北门边的“东岳庙”就戛然止步，应该是“风水”的忌讳吧？这“饭店”，后来又与新加坡富商孙炳炎先生合资，改名“新加坡酒店”。几年后又数次更名，近期经过大翻修，改成“全季酒店”。

    酒店正对面，早就有一栋小洋楼，与“华侨新村”那一系列小别墅，大同小异，都是“五十年代样式”。它在溪岸路上，用围墙孤傲地包裹着，仅在南墙开个门。平常总是关闭，似乎要与对面，那原先不是棺材板，就是草蓆、竹篾的小世界隔绝开来。现在无意间发现，铁门旁墙上挂个铜牌：“厦门市侨商联合会”。

    “东岳庙”不见了，多年前改造成“中山公园管理中心”。这也是很正确的处理方法（据说只有官方机构才能镇压鬼神）。北门西边本就有民居，最西头是一座三角形的“船屋”，1967年“武斗”的一个著名据点：“厦门市建筑调配处”！ 船头两边，南是公园西路，北是溪岸路。如今的溪岸路，店铺相接。“花市”的余绪延绵，过了北门，过了“华幼”，一直拐弯到了斗西路口的厦禾路边，还有花店。

10.阿生和他爸她妈  

    阿生和他爸爸妈一家子，就住在原来废铁堆场边上，溪岸路街角。这里许多小孩对读书兴趣不大，“阿生”是一个最不兴趣的孩子。

    阿生是我多年前的学生。当年他因屡犯校规，常有“传票”让他双亲大人，前来奉陪。三人垂肩肃立在办公室里，聆听年段长、班主任的教诲。我和这一家子认识，正因为“阿生”的双亲俩口子，也是上山下乡的老知青。

    阿生他妈，除了哭诉还是哭诉：“我跟他说，爸妈这样疼你你要乖乖读书。你们看，他就是变鬼变怪让我活活气死！不是没打，打也不怕！”。阿生他妈一边哭诉一边撩开白多黑少的一头短发让大家看：“年轻时咱多歹命，下乡一去八、九年！咱才几岁？一头白毛跟鬼像！咱就生下这讨债囝！”

    阿生他爸不声不响黑着脸，不时向着儿子翻白眼，听孩子他妈说到气愤处，他猛的扑上去抓住儿子的领口，一巴掌、一拳头，瞬间让他满口鲜血趴在地上。在场的老师们惊骇不已。这孩子他爹依旧黑着脸，气喘如牛呼着酸酸的酒气。

    阿生他爸外号“掖酒干”，是车队里有名的酒仙。姓氏的“叶”，被同事们用来当“掖”使用，“干”，酒干—酒瓶也。听说，他的酒瘾，是在闽西下乡时，用地产的黄酒培养成功的。没出车的日子，便是“醉八仙，啪啪颠”的好时光。我很奇怪，他是怎么把一车车的旅客，从厦门拉到深圳，又从深圳拉到厦门的？他用什么方法，把喝酒与开车两件重要的事，料理得这般妥贴两不误？有一回我在中山路遇见了他，他当街大呼小叫：“庄先！走走走，到厝是里喝酒去！请都请不到！......咋样？咱下乡仔哪有不会饮的？！嗳呀，你这读书人，你这读书人！……”  

    这天，在学校传达室，又见阿生他妈独自呆坐。一问才知道又有“传票”了。她又哭诉起来：“我是给那个死囝仔跪下来呀！求他乖乖来学校，不能想跑就跑，整天跟外面的孩子混做一伙。他外嬷说了，若变乖要什么给什么！你知道吗？这次是找小学生清钱、做‘强贡’（强盗、土匪）。咱现在不是没钱，家里天天有肉有鱼，还作这么见笑的事！”。她抹着眼泪：“礼拜天，我跟他爸，带他开车去石狮。一路上，顺便带几个人就是五百多块。我跟他说了，看见没有，乖乖念书，学一手技术还怕没钱用？死囝仔，就是人话不听，听鬼话。今天，不知道又死到哪里去了。”

    有一次，在课堂上阿生又趴在课桌上睡死了。学生做练习时我才摇醒他，他一双迷糊的眼睛见了我，竟有抱歉的神色。他尊重我，因为我和他爸一样是老知青。“我爸说，你们老知青较痛快！”。在他眼中，我和他爸，都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舞枪弄剑的草莽英雄。

    “你不好好读书，长大打算吃什么饭？”

    他说：“做头家！”

    “做头家？开什么店？”

    “酒店！”

    “你会炒菜？”

    “炒菜？！这不让人笑死！庄先，你怎么讲这种过时的话？做头家的，谁自己炒菜！”

    “你有本钱？”

    “我阿姑说了，我要开店她出钱。”

    他高高的个子，端正白净的脸上，一双直楞楞的眼睛。看着这个想当老板的孩子，想起他妈说的，煮了一条活鱼，让他陪父亲喝酒。头一回让他自己端，刚出厨房门，就鸡飞蛋打摔了一地。

    这个长得很漂亮的可怜孩子！

    后来阿生自动退学了，许久没有消息。路遇他妈，说他在打工，居然变乖了：“咱阿生，这夭寿仔，变会晓代志了！一个月的工资拢交给我！赚钱知道赚钱难。天公祖有保庇！”她喜形于色，容光焕发。我为这一奇迹高兴。

    但是，不久后我在电视上见到了阿生，他们一伙盗窃摩托车的少年犯，在屏幕上，脸部跳动着“马赛克”斑点。又不久，我听他的同学传说，阿生已经是吃白粉的“牌子人”了，一天开销没五百元不行。

    那个星期天，我在候车亭等车。眼一瞥，见有一高一矮两个男人，飘摇而来，似曾相识。一定睛，果然是熟识的阿生和他老爸。儿子居然高了老爸半个头。阿生飘到我跟前，他那没有血色的白脸上，一双眼睛却充满了血红。这双小白兔的红眼睛，竟然能认得我：“庄先……你，你在等车？”他说话有气无力的，手扶着候车亭的不锈钢管。“爸，这是庄先，你还认得不？”他那“掖酒干”的老爸若有所悟，浑浊的双眼直直对我，很艰难地笑口一咧：“庄先……”他一开口，我的尊称就和他的酒气、肉味浑然一体了。

    父子俩继续向前飘去，一路摇摆，仿佛是两个突然登陆地球的外星人，还没找到自己的重心。望着他们飘飘摇摇向前去，我很奇怪：他们这样飘着，靠什么导航，来找到那个自己的家？

11.阿扁嫂及其女儿

    “花市”的溪岸路边的小巷里有一家理发店，收费不贵。朋友知道我“比较那个”，舍不得大花钱剃头，就带我去了。后来，我也就因为“比较省钱”，成了常客。

    那天，我刚推开理发店的玻璃门，那老鸭母一样的嘎嘎叫就如雷贯耳：“……恁爸（“我”的自我尊称，相当于“老子”）昨日那孔就是不应该了的！干恁老母，恁爸甩太快，恁爸看那支都涨得差不多了，一甩，淡薄久（一会儿）又再涨，恁爸目睭金金（眼睁睁）看伊一下了去一大孔！干因老母的，……”这恨恨不平、咬牙切齿的“干恁老母”、“干因老母”，是阿扁嫂敲破锣的声响。理发店老板娘说她：“你阿毋免直直嘈，昨日你不是才赚两支的？”阿扁嫂哼了一声：“娶两个媳妇，嫁三个姹姥囡，恁爸了去一孔！”

    听理发店老板娘说，她阿扁嫂走到哪里，都是喋喋不休地干这、干那。不管在场的是男是女，她一样敢拿粗拿细，绝不羞愧。从当女孩子时起，“干”到嫁给卖鱼的阿扁，“干”到前年当了外婆，“干”到如今暗地里在放高利贷……她那张嘴巴，起码“干”了四十多年，还没有要退休的意思。我好几次都在这小店里，听到她“干三代、撒海沙”的豪言壮语：“干”她的婆婆，既懒又馋。“干”她老公，“没路干”（没本事）：卖那几条鱼“赚没啥淆钱，滚得一身臭臊”。“干”她女儿，“驴淆淆”（乱七八糟），生个没老爸的“死囝子”丢给她养，整天哭爸哭妈没一时安宁……每一句话的开头、停顿、转折、收口，她一定要狠狠地“干恁老母！”或者“干因老母！”

    今天我又荣幸能够洗耳恭听了。

    四十多岁的阿扁嫂，生就相当有样，眼下虽然有些肥胖，却也还隐约显示当年姿色的痕迹。她坐在旋转椅上，不时猛吸一口烟，再长长地呼出去。烫发的罩子罩在头上，白色的围布围在身上，很像准备上天的宇航员。

    我在她旁边的椅子上坐着，摘下眼镜看报纸。店员小伙子过来，把我洗得满头白泡。阿扁嫂的单口相声一刻不停，电视机正播放韩剧，那个韩国女明星立刻遭了殃：“干恁老母！韩国的姹姥（女人）皆皆嘛是整容的。割重旬（开双眼皮）、做目眉（植眉毛）、垫鼻子……干因老母的！若无，韩国姹姥都长得蚶目塌鼻，哪里有这款体？！干恁老母！人因韩国人有钱，整容技术就是特别好！咱中国的明星，介个嘛是跑到那边去做的！”

    她忽然激动起来，指着屏幕：“恁看，恁看，伊那两粒奶那恁大！若不是整容做的，看要怎么样，恁爸跟你们相输（打赌）！干恁老母的那恁波霸，活要吓死人！”

    她正在把听来的“韩国故事”，畅怀地开说。把看见的“韩国波霸”，痛快地“干”着。玻璃门被推开，闪进一个人来。我的近视眼看不清来人的面目，影影绰绰知道是一个女人。但那女人一开口，马上变成男人。低沉浓重的“男中音”向四壁扩散：“阿母啊，干恁老母的！你来做头毛，弄啥淆你自己的锁匙不拿，拿恁爸的！害死恁爸找死找活！”阿扁嫂回她：“干恁老母的！没啥淆烂鸟代志，大声小声，嚷得要拆厝盖！你介日畅到三更半暝才倒来，给恁爸吵淆吵鼻，恁爸也没给你干三代！干恁老母！恁爸透早就出门，赶紧紧，敢会知影是抓了你的锁匙？！”

    女儿一来，阿扁嫂的“单干”就发展为“双干”了。

    “你是庄先对不？”那女人的“男中音”突然转向我，让我受宠若惊。她走近前来，我才看见她很白的脸、很红的唇和很黑的披头卷发，染红指甲的左手夹着一支烟。我很茫然，认不出这“女男人”是谁？她很爽快地自我介绍：“我是你的学生啦！你当然不记得了，我是坏学生，定定跟先生锤撞铁，初中没读完就跑了。”我这才知道，很会“干”的阿扁嫂，妑这也很会“干”的女儿，原来曾经是我的学生。她对我讲这几句话，居然没一个“干”字，让我挺感动的。我问她眼下在何处做事，她漂亮的白脸庞忽地红了一下，很快又白了，说是在“九.八”工作。“九.八？你在前埔会展中心？”我的智力，只够联想到“九.八贸易洽谈会”。“不是啦，我是在‘酒吧’上班啦。”听她那烟酒过度的嗓音，我似乎有点明白她的工作内容。

    老板娘招呼她，今天洗不洗头，她推说很困，想回去睡。老板娘约她，要不下午来打麻将，她又“男中音”地干开了：“干恁老母的，恁爸一暝没睡，软粿粿。哪有生命跟你博？干恁老母的！恁爸五点多倒去，天还没光。我老爸嫌恁爸吵他，把恁爸干得不是力的！”

12. 番客婶的朋友阿娇姐

    阿娇姐

    溪岸路离“华侨新村”很近。家在溪岸路的阿娇姐，找“番客婶”做朋友很方便。

    阿娇姐，平生最爱两件事：有钱的朋友和时髦的花样。有钱人领导新潮流，跟她们玩有意思。有意思，就是：玩时髦的花样。年轻时她也是“戏厢”。“戏厢”就是票友，早期的“追星族”。虽然她拿不出金银首饰，去送给名优、名伶，讨他们高兴，让他们记住自己“凤娇”二字芳名。但是，尾随花红柳绿的有钱太太们，前呼后拥去赶戏场，勤快地替大家当街呼叫三轮车，激动地谈论当红的角色……那种参与当“有钱人”的荣光幸福感，你我自然不能体会。直到过了古稀岁数、进了耄耋之年，阿娇姐一旦回忆往事，还是兴奋得如同当年。还是年轻时那句口头禅：“夭寿的！”

    “夭寿的！”三个字，翻译成京腔只有“没治了！”才算贴切。那是多么的满怀深情，又多么的无限感慨！

    1961年，北京“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之后，纪念章是时兴的东西。阿娇姐托人弄了一枚，一直戴到“特殊”来临。整整尽了五年的爱心。那五年里，春夏秋冬，寒来暑往，阿娇姐都把那“二十六届”，别在左胸口心房上，一日不忘，一往情深。左邻右舍背后都叫她“那个二十六届的”。

    “特殊”岁月，是最有时髦事的年代。阿娇姐不知戴过了多少不同花色、品种、规格的“像章”。每每见别人有新花样，她死活也要抢到手，都四十出头了，还兴奋得一脸桃花红。最新的像章别上胸脯了，还爱不释手一个劲地摸，连同自己那肥软的部位一起摇荡。再一个劲地叫“夭寿的！这恁水！”。她那胆小的男人，急忙拉她回家小声斥喝：“你想死呐！这物件能说夭寿的？！掠你去打枪喔！”

    “特殊”的第一个春节，阿娇姐就用自己染色的草绿军装，把一群五个儿女，武装成“红卫兵”。打造了一支高矮不平、虎虎生气的“革命少儿军团”。她男人是站柜台的本分人，不喜欢凑热闹，很不欣赏：“好好一群孩子，变什么鬼！青锵锵，那不是在美仁宫腌的咸菜？！”第二年夏天，“武斗”在城郊边打得火热。阿娇姐新近结识了华侨新村的翠霞姨。翠霞姨她们一伙“番客婶”，正在试行“鸡血疗法”。听说疗效甚佳，阿娇姐哭死哭活也要“疗”。男人被哭不过，公鸡买了，她也“疗”了，效果却甚不佳，住院抢救才没事。男人骂她“阉鸡跟凤飞！”她骂男人：“你咯讲，我就不甘愿！人伊翠霞姨什么身命底？我什么身命底？！一世人跟你吃菰子、咸菜、金瓜、茄，连血拢是青的！”（葫芦、咸菜、南瓜、茄子）

    那年国庆大游行，四面八方走来的，不是“李玉和一家”，就是“阿庆嫂一伙”。阿娇姐誓死不当“李奶奶”，居委会领导小组，拗不过她的革命热情，让她扮成“李铁梅”，雄赳赳上了街。她肥胖矮短，老脸边上挂一条大辫子。“奶奶，你听我说！”一股冲天豪情。至今，老邻居常歪嘴巴提这往事：“夭寿的，那才真是凶介介！”

    后来，阿娇姐又成了“流行信女”，哪处香火旺她就哪处去。岛内的南普陀、虎溪岩、天界寺，同安的梵天寺、漳州的三坪寺、安溪的清水岩……她牢记了所有神仙佛祖的生日。长斋也吃了，短斋也吃了。天天讲斋规，日夜捻素珠。那年，老伴病危住院，咽气之前她赶紧回避，说是不能“见刺”。“见刺”是什么宗教暗语，我们不懂。反正一直到老伴装进骨灰盒，都没再见她露面。“组织纪律性”还是挺强的。

    到了八十岁出头，阿娇姐依然能吃会跑。这把年纪，她已经去过了九华山、普陀山。那伙手头有钱，身体健康的老斋友，正在策划去五台山、峨嵋山、少林寺……估计接着还要组织去布达拉宫。每回活动，阿娇姐就要向儿女们一一摊派，要求赞助。儿女们一提起她，就摇头：“伊就少年吃到老，从来不知影别人的轻重！”

    四十几年前，阿娇姐就是自制“红茶菌”饮料，调养身体队伍里的一员。三十几年前，她专攻“金日牌”人参粉。二十几年前，她服用的是“阿拉斯加深海鱼油”。她对营养品，并不计较是荤是素。但是，她很内行，嫌那中外合资天津产的“鱼油”，是鱼头鱼尾做的“不正港”！她吃的，都是托翠霞姨，从香港买来的“正港美国货”。十几年来，什么“螺旋藻”、“松花粉”她都不知吞下去多少了。

13.这林先 .  那林的

    溪岸礼拜堂边上，有几座较好的楼房。林先、林的，就同住在一座楼里。

    早前厦门人叫老师、医生”，都是“先生”，简称“X 先”。前两种“先”，是对职业的称呼，恭敬与否因人而异。后一种“先”，意思比较含糊，但也只用在有些文化、又有点社会地位，或没什么文化，但有点社会地位的男人身上。当然，抽签卜卦的“算命仙”、治疮治疔的“走街子仙”，也是可以称“先”的，只是叫出口来有点言不由衷。这是旧社会留下来的口头习惯。待到全社会的男人们，都可以“你先、我也先”地呼来唤去，那只是这近几十多年来的事。

    这楼有两位姓林的。真正可称其为“先”的，就只有当中学教师的这“林老师”。而另一位那“林先”，就名不正言不顺了。他既不会算命，也不会敷臭脚，无端的居然也“林先”了。其实，那“林先”的“先”，是林老师的老婆，林先生娘给叫出来的。事实上，这也只是在他们两家人之间，“先”来“先”去地互相爱称。邻居们只尊林老师叫“林先”，对另一位就是直呼“林的”。

    当年，林的携妻带女，来租林老师家的一楼空房居住。林先生娘见这一家子衣裳体面，家具也气派，便亲亲热热地呼男的为“林先”，那女的自然就是“林先生娘”了。穿旗袍的这林先生娘，对也穿旗袍的那林先生娘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从此，两人牵入牵出，“先生娘”呼过来，“先生娘”呼过去。林的早年毕业于军校，当过国民党军官。解放前夕，是海关水警队的警官，算是曾经阔气过的人。回味当年的风光，林的并不忌讳，他说：“中国三大饭碗，海关金饭碗，银行银饭碗，邮电铁饭碗。我吃过最油水的饭！”

    解放后，林的住的洋楼成了政府机关办公楼。他只好租房住，成了林老师的房客。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再加上南洋亲友不间断的资助，日子虽没当年光彩，却也说不上艰苦。他那林先生娘，上街依然胭脂水粉、旗袍丝袜。她又会做人，用侨汇券团结了居委会那几个阿婆、阿姆，长年里也没什么麻烦事。只是，到了“四清”运动，闪不过了，林的才戴上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私下里，居委会主任，为此还觉得很不好意思。

    林老师，倒是历史清白。祖上是留给他一栋楼房，一些细软。他是不问政治的读书人，所以没有政治瓜葛。本来，他是可以一直清白下去的，但有时机会一来，人便不好清白了。林老师爱打乒乓，同校一位丈夫去苏联留学的女教师，也爱打兵乓。共同的爱好，使他们变业余兴趣为专业训练。经常在星期天，各自瞒了家人，躲在学校里单对一。打乒乓是一件热身的事，越打衣服越少，结果就有点糟了。“乒乓事发”，林老师丢了教鞭，劳改三年。回来后，原先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他，居然浑身力气。戴一顶“坏分子”黑帽，拉了几年板车，又变成了修车师傅。林老师和林的，这下子，就一起在“四类分子”堆里，当老三和老四了。林老师的林先生娘，虽然读书人文理世家的媳妇，却是个“赫赫跳”的女流，外号“大锣”。好事、坏事一触即发。林的老婆林先生娘，城府深，凡事“瘟瘟地来”，话语缓缓，很有骨刺，属“黄酸子毒”。这修养，大概跟曾在官场混过有关系。“特殊”年月，林老师和林的，都戴了高帽、挂了黑牌，在路边示众。林的老婆“林先生娘”，沉稳得很，无事一样。林老师的老婆林先生娘，可就哮喘忍不住咳了。她尤其不能容忍：她的这个林老师，竟然和那个林的被同等对待！她一次次冲到居委会去论理：“我家林先，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他那林的，是反革命分子、国民党！我们怎能跟他站在一起？！”

    林老师和林的，天天一起去扫街，扫完了一起去示众。两个“先生娘”，却是见了面，脸相一天比一天难看。那天，林老师家的同安亲威，从乡下背了番薯来探亲。林的老婆“林先生娘”，正坐在楼梯头的饭桌边扯豆角。她扬起眉毛做一副“红卫兵”的扮相：“找楼上的？你家什么成分？”

    那乡下人被吓唬了，嚅嗫半天挤出一个政治名词：“中农。”

    林的老婆“林先生娘”解恨地一笑：“不是贫农？”很威严地嘴巴一撇：“上去吧！”。

    不一会儿，林先老师的林先生娘，像被开水烫了似地，嚎叫着冲下来：“反革命分子！你敢死！你自己背凤金（骨殖坛子），阿咯敢给别人看风水！你什么资格查我兜的人什么成分？！你这卄二点臭过头的，也敢管我这十六点臭不够的！我跟你讲，你兜跟革命人民，是敌我矛盾！永世不得翻身！！！”

    林的老婆“林先生娘”，慢条斯理扯她的豆角，冷冷看她：“我不想翻身！你兜的人就是很会翻身，才会搞腐化。你们当然是内部矛盾喽，没搞到内部去，哪会腐化呢？”

14. 华侨幼儿园.歌舞团和芗剧团

    /溪岸路过了公园西路口，继续西行，是著名的“华侨幼儿园”。五十年代，大批爱国华侨归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为了安置他们的居所，政府在公园西门外，钟楼骹下，厦禾路与公园，与人民运动场连接的那一大片“牛奶场”的坡地上，建造了几十栋独立别墅和合居的公寓楼，大名“华侨新村”。为了生活配套，由厦门侨领新西岳先生倡仪，带动李流芳、叶秀治女士捐资，在“华侨新村”附近的溪岸路西端，建造了“华侨幼儿园”。这幼儿园原本也就两层楼，只接受归侨子女上学。占地不太大，楼房样式天真可爱，红砖墙白柱子，十分醒目。

    由于“众所不知”的原因，还有说不明白的寃仇”。五十年代，归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华侨，六十年代从东南亚国家“被排华”回国的华侨很多。归国的富商华侨固然不少，但更多更多的侨民是平民，甚至是贫民。这些“排华归侨”，都安置在闽南各地的“华侨农场”。文革前，曾有同安“竹坝华侨农场”的一位女侨民，来我厦门一中作“阶级斗争教育”报告。六十多年过去了，她讲的“南洋苦难史”我都忘了。但记得她说她家，在那“番仔所在”是靠炸油条为生的。这对于我从小以为，到了南洋人人都是“有钱的番客”的傻观念，打击很大。也对于同为“归侨”，小部分人购置“华侨新村”，大部分人安置在“华侨农场”，有了新的认识。那年代，民间就有顺口溜：“大侨揽条条，瘦侨不察淆”。即使同样居住在“华侨新村”，也是贫富差距相当大的。这里单栋独立的二层别墅，都是带有花园的，而且没有两栋样式是相同的。据说，其中很多别墅设计图纸，是主人自己提供的。“华侨新村”最北边，有两栋多户合居的“公寓楼”，一个门洞台阶上去，左右两边各有一户。这种公寓楼售价是比较便宜的。我的一位“热爱艺术”的华侨朋友，就是居住在这里的公寓楼，我对这里很熟悉。虽然他家住房比不上别人的别墅，但相比较广大厦门市民来说，已经是“天上人间”了。

    为了生活配套，由厦门侨领颜西岳先生倡仪，李流芳和叶秀治俩女士捐资，在“华侨新村”附近的溪岸路西端，建造了“华侨幼儿园”。这幼儿园街两层楼，只接受归侨子女上学。虽占地不太大，但红砖墙白柱子，清新醒目，天真可爱。我们同届的小学同学，有好几个就是“华侨新村”、“华侨幼儿园”出身的。我们小时候就有一种“阶级本能”，一是对“军干子女”敬而远之；二是对“番客子女”保持距离。

    传说，当年邓颖超来厦视察，特地访问了“华侨幼儿园”。一张老照片纪录了她揽着两个小女孩亲热的情景。结果，这一姓吴，一姓杨的俩小女孩，变了大姑娘之后，都成了发达的女官商。气场很重要！

    初创三十六年后的1992年，“华侨幼儿园”翻修，重建成四层楼，整体样式保持原有风貌。“华侨幼儿园”成为公办幼儿园，并对所属片区的幼儿招生。“华侨幼儿园”与“公园小学”相距仅几十米远。我的孙女、孙子，就是先后在这两个“园”与“校”上的学。我的小学母校就是这“公园小学”前身，六十几年前校名是“厦门市第四中心小学”。1964 年，我们这届小学生的毕业典礼，就是借用了原版“华侨幼儿园”的二楼大厅举行的。那是我第一次，走进这座小时候认定是“另一个世界”的精致楼房。那天，我代表本届三个班的同学，在此向母校的老师们致“感谢词”。对这“华侨幼儿园”，我留下了这仅有一次的，孩童时的美好回忆。

    溪岸路，在幼儿园门口西去不远，再向南拐就接上了斗西路。末端这一小段路旁，就是平房小屋，除了一家私人牙医，没什么可倾诉的往事。不料，前些日子，在这拐角处的店铺发生了一起火灾，店主不幸遇难。世事难料，才说没事，突然就有事了！

    我把“厦门歌舞团”和“厦门芗剧团”扯进来，因为“歌舞团”所在的楼房，地处中山公园的西北角，西临公园西路，北靠近溪岸路。它的食堂，在公园围墙外的公园西路后面，与“华侨幼儿园”，仅相隔一条窄窄的“玄妙巷”。在“歌舞团”创办的1961年，我母亲就应聘到它的食堂当炊事员。“芗剧团”在钟楼下的那一边，北门外街的草埔尾。与“歌舞团”相隔一段不短的斜坡，但吃饭都在玄妙巷的食堂，演出的舞台也都在“歌舞团”这座楼房。这座具有中国风格，闽南韵味，优雅的园林建筑，立在中山公园西北角。它原名“厦门通俗教育社”，被誉为“厦门第一个专业剧场”，至今已有百多年的楼龄。她周边许多新造建筑物，“纷纷危房”，她至今不但尚健在，而且美丽依然。现在是“厦门南乐团”所在地。

    我对于“厦门歌舞团”仅有几个记忆：舞剧《白鹭》。1961年，我是小学四年级学生，母亲带我们几个兄弟进去观看彩排。惊见有那么多漂亮的大姐姐，白色霓裳飘飘起舞，舞台灯光闪闪烁烁。那一身玄衣的恶魔，死到临头还口喷毒焰……

    “厦门歌舞团”1961年才创立，当年就创作了《白鹭》这样轰动全省的舞剧，也是奇迹！尔后，舞剧《白鹭》从泉州、漳州、三明、南平、到福州，作省内巡演。食堂炊事员和后勤人员，全体随行。很长一段时间里，“厦门歌舞团”名声盖过“福建省歌舞团”。

    那时正当饥荒年代，母亲说，营养不良又饭量不足，常常有演员饿晕在舞台上。为了照顾几位“跳满场的主角”，上头特批一点人参，每有大场演出，“人参片加瘦肉”用小罐炖了，主要演员每人一份，吃下再上场。

    每逢母亲的休息日，中午一放学，我就从后河路的“第四中心小学”出校门，一转角，就去玄妙巷歌舞团的食堂，领取母亲的那份午餐——四两米蒸的干饭。这份干饭在1961年很珍贵的，领回来，母亲分给我们兄弟一人一小块。我忘不了食堂的司务长“文章叔”，他总是在我捧上手的饭盆里多加菜，有一回还浇上一大勺油炸鱼肝。那个香味，今天回忆起来，我很想哭：“文章叔”是复员军人。不久，他被“下马”回了南安老家。临行前来我家告别。六十几年了，我还记得他的模样，他披一件褪了色的军棉衣，耳根旁的头发理得青白，头顶上的黑发三七开。母亲摸摸索索，拿不出一个像样东西送给他，找出一件我父亲的旧卫衣让他带上，他含泪告别。不久后，来了信，信里一个词我第一次认识，也让我从小牢记到老：“家徒四壁”。

    由于食堂工资低，家里人口多，难以维系。又政府已开放了“自由市场”，我母亲就辞职，申请了“营业执照”，到市场卖菜。

    “特殊”的1966年盛夏，正是“破四旧”最欢乐的季节。

    某一天，那位常来我家摊上买菜的歌舞团干部，悄声告知母亲：“颜宝玲自杀了！”

    母亲猛然一惊：“几时？怎么死的？！”

    “昨天，跳楼。”

    “特殊”前，“芗剧团”就因为“都是才子佳人戏”，开始“下马”。至“特殊”就解散了。演员、乐队，除了“拉吹唱”，别无所长，很多被分配去“环卫处拉膨箱”。

    “膨箱”是屎车的雅号。

    他们偶尔路过第二市场，会在菜摊边，与我母亲小站交谈，摇头晃耳，一脸悲伤：“扮戏头，乞食尾！”

    我没想到年长我十岁的吴鸿生兄也会去上山下乡，而且与我同一个生产队。鸿生兄原是“芗剧团”的月琴手，“芗剧团”下马后，他被安排去木箱厂当工人。文革中他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拉贝大提琴。他是“见吹响，见拉号”（有吹就会响，有拉就会叫）的乐器天才。他自称“不识字”但会看“繁体字的书”。他老爸，是旧时厦门太古码头上，“石浔吴”的“角头大哥”。出身已经很“那个”了，他又不本分，一拳头打了批斗他的“人保组”的头目。被抓被打后，工作也丢了。最后当“社会无业青年”，跟我们一起去上山下乡。鸿生只是个极有趣的老大哥，每天都有笑话、民间传说和市井俗话，让大家开心。

    他不烟不酒，听有知青说“老仙公话”：“恁爸会使不吃饭，不使没吃烟！”（老子可以不吃饭，不能不抽烟！）

    他就消遣：“恋烟没有恋鸦片着力吧？俺老爸的小姨（小老婆）吃鸦片，没吃，要死要活的。共产党一来，鸦片没了。她也没死，到这阵还活灵灵的！你要试试不，一日直直点，三顿拢不吃？”

    下乡那时阵，殷承宗在北京钢琴弹得正红，一下子独奏《黄河》，又一下子伴奏《红灯记》。鸿生兄说：“殷承宗还得用钢琴，恁爸我一支曼陀铃就独奏《红灯记》！”

    果然，“……516535351，516535356. 51235216. 35235. 521235235. 35216. 21235235. 6567. 216561……”大珠小珠纷纷下，玉盘落满“小铁梅”。

    “姹姹定国”，是歌舞团里名声最响的舞蹈演员。当年也是下马去了木箱厂。“姹姥 ca mu”二字的就是“女人”，男人被称“姥姥”即“娘娘腔、半男娘”。我不知道“定国兄”是“先姹姥”了，再去学舞蹈，还是学了舞蹈，才变成“姹姥”。总之，他行走、站立，总是挺胸、扭腰、仰头、左顾右盼、八字步、兰花手。他的脸，并没有女人一丝的颜色，脸上还有点斑巴，但一开口说话，就是比女人更女人的声调。嗲声嗲气：

    “哼哪！”

    “毋倘啦！”

    “不使的啦！”

    “敢会使按呢呃啦？！”

    ……

    有一回，他到我住家院子来，找一位“工人业余演出队”的人。见到我母亲，几十年了他还认得：“阿姨啊，你啊住这呐？”

    他兰花手一扬，“拢有几十年不曾看见了，阿姨你照原啊咯这少年！”

    我母亲请他稍坐一下，喝杯茶。

    他腰身一扭：“啊毋倘喔，没闲，别人咯嘞等。几时则咯专工来看你阿姨。来去嚯！来去嚯！”

    他边告辞，边兰花手。

    待他走远了，一院子的人笑得死去活来。

    ……

    有一年，我太太邀请他帮忙为“职业高中”排练舞蹈《血染的风采》，还得了个一等奖！

    几年后，传来“姹姥定国”不幸的消息：有人谋他的钱财，杀死了单身的他！

15.溪岸礼拜堂

    “溪岸礼拜堂”，才是溪岸路历史上，最醒目的地标建筑。但它早已不见踪影，连老照片里，都难找到它完整的形象。七十年代后出生的厦门人，根本不知道它曾经存在。基督教命运曲折，但是像“溪岸礼拜堂”这样，完全彻底、消失在历史的记忆里的教堂，在厦门是比较少有的。

     我对“溪岸礼拜堂”记忆深刻，是因为它与我的母校“第四中心小学”，同处后河仔地片。我们又在教堂的“牧师楼”里上过课，在礼堂里开过会。它的正门在溪岸路，而后门正对小学校大门，相隔只是狭窄的一条“后河仔路”。在旧时，清冷阴抑的一整条溪岸路上，“溪岸礼拜堂”鹤立鸡群。在一张“中山公园”还在修建时，拍摄的老照片里，“溪岸礼拜堂”的尖顶身形，显眼地挺拔。它的身后，是隔着筼筜港的东渡狐尾山。可见在“中山公园”修建之前，它早已存在。如同厦禾路尚未开拓，“竹树骹礼拜堂”早已有之。  

    “溪岸礼拜堂”，是一座哥特式的建筑，外形与“竹树骹礼拜堂”大同小异，但规模较小也较朴素。它灰色的外墙，是水泥掺蚝壳碎片抹成的，俗称“洗壳灰”。杨羽翔先生曾传给我一张，“溪岸小学”五十年代初的旧照片：一群衣着整齐的青年妇女，走在一座西式楼房围墙外的人行道上，楼房墙上几个立体字“溪岸小学”。文字介绍，是她们上完“扫盲课”要回家去。杨先生说：“溪岸小学原来的校舍，这么洋气！”我仔细端详，这西式楼房正是“溪岸礼拜堂”！ 我懂事时，“溪岸小学”是在第二市场对面，是很简易的几栋土木平房。这是民国时期，美仁宫社里人集资创办的，私立“树人小学”。 后来，我终于淸楚了历史脉络：“溪岸礼拜堂”，原来有附属的教会学校“鼎玉小学”。五十年代初，“溪岸礼拜堂”的“鼎玉小学”，被改造成公立的“溪岸小学”。第二市场对面，私立的“树人小学”仍然办学。1958年，原址在西滨社旁的“第四中心小学”，因大跃进办工程机械厂的需要，校址搬迁到后河仔，另建新校舍。“树人小学”被收编改为“溪岸小学”，原来在教堂的“溪岸小学”，就撤出来了。

     “溪岸礼拜堂”，主体建筑的东西两边，各有一座围墙圈着的方形空地，我且猜测原本是花园。我们放学后，常在早已没有一棵花木的东边空地里，踢球、玩“救国”、“吧田鸡”（最民间最简单的“打垒球”）的游戏。记得西边那空地里，仅存一棵瘦小的石榴树。开花时，楚楚可怜地吊着几只花骨朵。溪岸路的教堂正门，是三面台阶，正门左右两段有铁栏杆的围墙。进入正门是礼拜堂，大堂的墙面上，是彩色的大玻璃窗。布道台的两边，各是一座木质的旋转楼梯。我们小学校没有会场，常常在这一礼拜堂开大会、举行“少先队新队员入队仪式”。1966年“破四旧”，“溪岸礼拜堂”尖顶上，十字架先被拆除，而后是尖顶被削平。

    我去上山下乡、上学读书，离别了十几年。再回首，“溪岸礼拜堂”已经了无踪影。这一段溪岸路上，早已建造了好几栋小高楼，让人难以辨认它原先的地貌。这里的楼房，时而是“卫生防疫站”，时而是“妇幼保健所”，时而又是“卫生人才服务中心”……突然又有了一家“西门烧酒廊”（与北门斜对面，却不肯叫“北门烧酒廊”）……多年前，那座浅黄色小高楼，宣布成了“危楼”。现在，我每天路过这里，浅黄色的楼房，门窗紧闭，死冷死冷地立在溪岸路旁。人行道上拉着黄色“警戒线”，防止行人靠近出事故。果然是危楼！

    “溪岸礼拜堂”，像一颗被拔除的牙齿，我在溪岸路上，找不到它“曾经在牙龈上的位置”。

     终于，在建筑设计院退休的工程师、我中学老师的儿子、谢益人先生帮助下，我找到了“溪岸礼拜堂”残存的“牙根”：在今“公园小学”南围墙外，那条被各种“违章搭盖”，或“照章搭盖”的低矮平房，挤得十分狭窄的“后河路”上，仰头看见了“溪岸礼拜堂”遗存的“牧师楼”！这是一座两层的灰色楼房，从路边的小矮屋走进去，在昏暗中，看见半边老旧的石条门框，掉了漆皮的天花板、雕花的木隔板。里面，当年可以当教室的空间，不知被分隔成几家住户？小门锁住，完全看不清楚了。这残留的“溪岸礼拜堂牧师楼”，如今门牌编号是“后河路6号”。它原本“洗壳灰”的外墙，已经被涂成了灰绿色。

    转身回到溪岸路，终于确认，“西门烧酒廊”这栋楼，是在“溪岸礼拜堂”原址上建造的！它的西侧，是已成危楼的“卫生人才服务中心”。原先这地是教堂西侧的空地。东侧的空地，已经被切去，并入了溪岸路上一家最大的花店！  

     在溪岸礼拜堂”东侧空地的门口，“武斗”时一人中枪倒在这里。1967年底，“农村包围城市”节节胜利，“革联”从郊区进军到美仁宫一带。“促联”占据教堂对面的“建筑调配处”，成了前沿据点。在这据点楼上的窗口架枪，可以控制礼拜堂东侧空地的小门口，还有整条溪岸路。同时还能扼守着公园西路。我听亲身参与那次枪战者说，那天清晨，他们“促联”小分队”刚从“调配处”出来，迎面撞上“革联”的小分队，也从教堂东侧的小门口出来。双方意外近距离遭遇，一时不知所措，都不敢开火，本能地同时后退。不知是哪一方的哪一个，太紧张了，突然走火。听见枪响，早已守在调配处楼上窗口，盯着现场的枪手，立即扣动板机，打死了“革联”退走在最后的那一个。一时间，双方相对展开了一阵激烈的盲射……

    过后，很多人跑去看现场。那死者，就倒在礼拜堂外围墙的人行道上。

     那被射杀的死者倒地的旁边，就是东侧空地的小门。小门框边，原来竖有一块方石，方石顶面刻有一个圆圈，并标了数字。那是一块测绘石，注明此地“海拔高度”。花店主人说：早就什么都没有了！

     在教会朋友帮助下，我得到历史资料：“溪岸教会”始创于1900年，先在一间民房传道。而后教徒增多，又租了邻近房屋。后来由各方集资，“溪岸礼拜堂”建成于1925年。所以在旧照片里可以见到：1927年开工，至1931年峻工的“中山公园”工地上，远处的“溪岸礼拜堂”高高耸立。1958年，厦门市“教会大联合”。原先岛上七、八座教堂大多关闭了。只躺下“新街礼拜堂”和“竹树骹礼拜堂”，外加鼓浪屿“三一堂”，全厦门市区仅这三座教堂，允许教徒做礼拜活动……

     “溪岸礼拜堂”，留下了我少年时代鲜明的记忆：1960年，我年满九岁，到了“可以入队”的年龄。“入队仪式”就在教堂里举行。全校师生在这里集合，每个班级，举一面剪个三角缺口的中队旗。师生分列两边，中间留一条通道让仪仗队进场。大队长执着长方形的大队旗，走在最前面，进入会场。几个大队委当护旗手，右手举过前额，紧随其后。接着是大鼓手、小鼓手和喇叭手，鱼贯相随进入会场。一时鼓声咚咚，喇叭尖利，几欲掀开穹顶。鼓声、喇叭声停止，仪仗队员依然原地踏步。立定之后，少先队总辅导员，那位莆田人姓高的女老师，指挥全体高唱：

    “红领巾胸前飘，少先队员志气高。

    红领巾胸前飘，少先队员志气高。

    时刻准备着，为国立功劳！

    时刻准备着，为国立功劳！”

    一遍又一遍地反复高唱，可爱的童声迴荡在礼堂里，飘向四方。

    此时此刻的我，回想彼时彼刻的我，那一颗童心，被注满了滚烫鲜血，那时的激动依然还在！

     我们新队员排成一列，双手捧着红领巾。几位辅导员同时为我们新队员戴上红领巾。红领中都是新队员自己买的。我捧的一条是哥哥传给我的、褪成灰红的旧红领巾，深感尴尬。辅导员却满不在乎，帮我系了上去。总辅导员带领大家一起宣誓。

    她庄严地念道：“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我们齐声跟上“时刻准备着！”

    接着，全体师生高唱《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这是郭沫若词、马思聪曲的原版队歌：

    “我们新中国的儿童

    我们新少年的先锋

    团结起来继承革命的父兄

    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

    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

    学习伟大的领袖毛泽东

    毛泽东新中国的太阳

    开辟了新中国的方向

    黑暗势力已从全中国扫荡

    红旗招展前途无限量

    为了新中国建设而奋斗

    勇敢前进跟着共产党

    我们要拥护共青团

    准备着参加共青团

    我们全体要努力学习和锻炼

    走向光辉灿烂的明天

    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

    战斗在世界民主最前线”

    ……

    “溪岸花市”西端的彩色拱门，正立在“西门烧酒廊”的西墙前。这里，就是原来“溪岸礼拜堂”主体建筑的位置。这道拱门，仿佛是在为一个早被遗忘的历史，树立一个地理座标。

    那个历史的一小片段，是我们缺衣少食，但热血沸腾的少儿时代。在已经不见踪迹的“溪岸礼拜堂”，在已变成“花市”的溪岸路上，这里曾经的“花花市井，昔时往事”，和我们这代人最纯真的心灵，搅成一团，留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