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昌明：兄弟之缘，手足亲情（下）

栏目：知青亲情发布时间：2018-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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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手足情长的童趣日子我们都还没能很好地过个爽，1966年文革的到来，提前结束了我们的中学生活。全国红卫兵疯狂了两三年后，紧接着最高指示传遍大江南北，老三届学生必须到农村接受再教育。我和于哥到闽北建瓯小松公社渔村大队插队当知青。我们兄弟服从安排落户在只有18户农家的自然村，那是离渔村大队部10华里远的路后生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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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是2009年我和于哥［左］参加返乡纪念插队40年回路后合影）

我们和路后其他知青一样，刚开始那几年风里来雨里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是扛着锄头就是挑着畚箕农具出工，跟随生产队社员春播夏耘秋收冬种。夜晚我们歇息在同一院落的知青屋里，昏暗的油灯下，兄弟俩不约而同想念父母亲和姐弟们。

记得1969年三、四月间，我刚到渔村路后插队的时候，在春耕劳动中右脚后跟不小心踩到一块烂木头上的一根锈铁钉，当时不懂得要及时挤放出污血，结果很快就发炎、化脓，脚后跟逐渐越肿越大，无法行走。于哥和他同学知青润（也在路后插队）半个月里，风雨无阻轮流背着我，先是踩着小田埂，走到大路后再用手板车拖我，到五、六华里外的小松公社卫生院医治，去清洗化脓的伤口、换药包扎，一直照料到我可以行走。

1971年9月，由于在耕山队劳累过度，我和当时许多知青一样，在劫难逃地患上了疟疾（俗称打摆子），身体虚弱的我只好回到路后村让于哥关照。我于哥连续几天没出工，留在宿舍照顾我，那时没有营养食品，只能熬米粥给我吃，希望能慢慢照料我疲乏无力的身体。远在榕城的母亲（父亲此时正下放在闽北政和县铁山岭腰）收到于哥去信得知情况后心疼不已，拍电报来让我赶紧请假回福州调养身体。

（上图是1972年春节期间我和于哥［左］回榕探亲到相馆合影留念）

1976年5月下旬，父亲从厦门航管局财务科退休，同时办好我于哥招工去往厦门航管局补员的调动手续。那时正在传闻知青招工必须由当地贫下中农推荐、大队党支部批准才能办理上调手续，因为那时候知青插队务农正处在“扎根”派和“拔根”派激烈交锋的当口，航管局担心补员招工当地不放、不顺利，专门派了2个招工人员到建瓯小松，他们住在公社招待所，刚到就火急火燎地在小松邮电所把电话揺到渔村大队部，让接电话的大队通讯员转告我于哥第二天必须办好户粮迁移手续，由他们亲自带着走。我得到消息后，也怕夜长梦多，赶紧帮我于哥去大队部找文书开证明，再找党支书批准办理上调手续。然后，马不停蹄地星夜借了自行车，我一手扶着车把，一手撑着雨伞，冒雨摸黑沿着崎岖不平的窄小山路骑到小松招待所，找到招工人员住处，接洽办理相关手续，保证了于哥能赶在要求的时间内顺利办妥一切手续前往厦门航管分局报到。

（上图是2009年我和于哥［右］参加返乡纪念插队40年大队部合影）

父亲在于哥顺利入职航管局后就放心回福州开始退休生活，他离开厦门前反复叮嘱于哥，“别忘了还在建瓯务农的阿弟（我在家的小名），有机会一定要想办法帮他调出农村”。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上山下乡知青的招工政策有所调整。1978年底，厦门航管分局顺应改革开放大好形势，加强航运职工队伍建设，局劳工部门按照上级允许使用剩余招工指标的精神，摸底调查本系统职工子弟中，还在农村务农的知青情况。于哥得知消息后，赶紧想办法找到局领导反映我已插队将近10年的实际情况，让领导了解到我也具备了省市有关解决老知青返城工作的条件，以使我得以登记上报，终于在厦门航管分局党委的研究批准后，我如愿内招，也来到厦门航管分局工作，兄弟俩都在同一城市、同一单位工作。我终于也从偏僻闽北山村来到闽南海滨城市，从田间走向工厂，从挣工分变成领工资，结束了漫长的知青生活。

（这是1978年春节仍在建瓯务农的我回榕和厦门于哥［右］的合影）

因我是单身从外地来厦门工作，解决住宿是当务之急。总务就把我安排在航管大楼五楼的集体宿舍说是临时过渡。清晨起床，打开窗户，鹭江海面上各种船舶来往穿梭，对面的鼓浪屿日光岩天天映入眼帘。回想1969年我们兄弟刚到建瓯路后小山村插队，每天都是开门见山。兄弟俩前途渺茫，那一座连着一座的高山给我们的是沉重感；到了厦门，天天看着潮起潮落的浪花，觉得大海有着宽阔的胸怀。兄弟工作稳定后，再回想曾经务农过的崇山峻岭，觉得山有山的雄伟。境随心转，同样一个山川景象，心情不同，意境就觉得两样。实现父亲的愿望，兄弟都很开心，我更欣慰，又和于哥生活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