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美瑟：读《落入金河的杉树果》有感

读《落入金河的杉树果》有感

陈美瑟

谢春池说：“《落入金河的杉树果》这部长篇小说填补了厦门知青文学沙龙的空白”——按照我的理解，他指的应该是题材而非体裁，因为沙龙里的几个“龙友”，比如薛晓龙、比如蔡祖锬，都已出版过不止一部长篇小说，而全景式地描绘福建生产建设兵团的作品，在郭瑞明之前，还从未有人写过，即使沙龙的不少成员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都有过生产建设兵团的履历，比如高仁婉，陈胜利，江新星……还有我。1970年10月，我被福建生产建设兵团从插队的泉州郊区招工至三师十三团顺昌纸浆厂，刚去时借住在顺昌贮木场的大礼堂里。金溪和富屯溪在礼堂大门不远处交汇，朝着南平方向汩汩东流去。我生平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扛着山锄跨过溪桥到设计院选定的厂址处劈茅草，挖马路。胼手胝足汗流夹背地挖了两天之后，第三天收工过水东桥回贮木场时，队列中一位神情忧郁的男孩突然翻过桥栏跳了下去，在布满鹅卵石的河滩上当场殒命。他叫李建平，自杀的那天是他十八岁的生日……

一个入伍才三天的新兵一言不发就投河自尽肯定跟刚刚组建的福建生产建设兵团无关，但肯定跟“文革”有关。有人说他身体有病,插队干活体力不支苦不堪言,原以为就业后可以轻松一些,谁料还是挖山不止难离恨天！有人说他是某南下干部的儿子，父亲挨斗进了牛棚，他被迫下乡患了抑郁；还有人说他父亲进城后换了妻，后娘待他甚苛，他毫无家庭温暖了无生趣等等等等……

其实，一个人因职业上的变动就选择自戕并非是“文革”这个特殊时期的特殊现象。今年七月一日，上海中金公司一位女金领就因为年薪由百万降至七十万，承受不了一千多万的房贷压力而选择跳楼自杀，结束了她年仅三十岁的生命。在降薪30% 就感觉到活不下去的今人眼中，当年的李建平从领插队的8元补贴到兵团新兵的18元月薪，收入已然翻了番还要去死完全不可思议。他们也很难理解小说人物杨秀蓉，无论在宣传队唱歌跳舞还是到综合组养猪种菜，薪金一分一毫也不会少，干嘛选择做一枚落入金河，从此再不能发芽的杉树果？他们不明白，使人觉得生无可恋的不止是肉体上难以忍受的苦，还有精神上无法排解的难。杨秀蓉们精神上受到的酷刑不是今人可以想象的。那是一个连文化都要被革命的极权年代，所有人都是权力的奴隶与工具，没有丝毫的自由与平等。当权者为了政治的需要，把人分成不同的类，划分成不同的等级，给予不同的待遇，让那些德才均不配位的小人飞扬跋扈，而更多的人却无权发挥自已的聪明才智，只能让命运的木排顺水漂流，满载着失望的痛楚和不堪回首的悲哀……

接下来我要谈谈对小说作者郭瑞明的几点印象。

首先，他身体很好，耄耋之年头脑仍非常强大，仅用一年时间就创作出这样一部填补我省知青史空白的长篇，令人惊艳！反观我自已，七十岁一过，大脑便明显萎缩，来沙龙后拟出的第二部文集一拖再拖，至今未能付梓。惭愧啊！

其次,他是一个很有爱心,心地善良的人,这从《杉树果》里没有一个小人，没有一个恶棍可见一斑。如今具有商业价值的畅销书很黄很暴力，小说的世界里不乏恶人和小人，但郭瑞明不走这种路子。他笔下的人物，无论是伐木场的班长，还是水运队的师傅，甚至劳改营的看守，个个都勤劳勇敢，淳朴正直，乐于助人，富有同情心；就连现役军人张干事，对杨秀蓉这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也是竭尽所能地百般呵护。他们的身上，闪烁着没有被恶劣环境泯灭的人性的光辉。

再次，郭瑞明非常传统，忒纯粹，特老实。他只想原汁原味地还原历史，不想靠想象靠先锋夺人眼球，以至于有“龙友”说《杉树果》不像小说，更像一部长篇的报告文学。作为作者兄弟团五年的战友，我比谁都更清楚这点。我亲身为修建大礼堂挖过土，被抽调到团女篮打过球；负责组建我们团宣传队的干事也姓张，而且不止一个是两个，大家分别叫他们“大老张”，“小老张”；我还有一个闺蜜嫁给了电影队的放映员，在生下两个女儿后撒手人寰……郭瑞明不矫情不粉饰的写实把我带到昔日那些虽不高大上但却真善美的友伴中间，即便那是一个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悲剧时代，我仍然觉得不乏美好与温馨。我也知道这种报告文学式的老套写法不受待见，有许多文学刊物现在已不发报告文学，但这并不说明这种写法就登不了文学的大雅之堂。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凭《切尔诺贝利的悲鸣》获得201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最后，我想对瑞明兄说一声感谢，感谢他在耄耋之年赠给我这样一枚珍贵的《杉树果》，让我得以与逝去的青春重新遇见。木心说在人生的舞台上最好是当导演；其次，当演员；再次，当观众。在未能对前途进行选择只能当工具人的青春时，我们当不了导演，只能按照命运给的剧本悲催地演出，但我们终于冲过了没有航标指引的、九滩十八湾的河流，走过了遍野开着满天星的沤肥地，看到了封山育林后的崇山峻岭郁郁葱葱，爽爽地美美地当了一回观众，值了！

谢谢瑞明兄，谢谢！

2024年7月9日于北京